文：楊年熙
中國政府對手機黃色情段子採取“力度空前”的掃黃行動，對手機內容進行全面監控。這個三年前開始的舉世無雙的舉措引起各種批評，或抗議侵犯私人生活，或指違反受憲法保障的通信自由。事實上，手機發送晦淫信息的行為有多種面貌，問題的界面不止於“敗壞善良風俗”一端。
就法國而言，手機短訊（SMS）的發明終於替遭到“性騷擾”的受害人 提供了控訴工具，得以將對方繩之以法，坐監罰款，令之名譽掃地。
2000年時，一名女職員被公司以“嚴重錯誤”名義解雇，她向立場中立的法律調停人投訴，指出導火線是老闆不斷對她進行性騷擾，並提出經過法院認證的手機短訊為證。經過數年纏訟，亞壤（Agen）法院於2006年4月5日以臨時法令判女職員勝訴。
被告老闆不服，案子送到了大理院，老闆說，法官應採取對待電話錄音同樣的規定，對女職員的控訴做不予受理處置。法官駁回他的要求，理由是，電話錄音沒有法律效用，因為是在對方不知情之下所為，屬於一種“不誠實行為”。手機短訊則不同，發信者明知收訊人的手機是會留下記錄的。大理院再判性騷擾罪名成立，這位老闆被判一萬五千歐元罰款，一年監禁。2007年5月24日的這個最後判決也就替法國建立了手機性騷擾的司法判例。
性騷擾的受害人多數是女性，但男性的例子也有。中國內地便有過妻子不理解丈夫手機何來女同事傳的黃段子，而引爆積怨，造成離異的例子。 但是，該如何區分性騷擾和愛慕追求呢？法國法律專家指出了下面幾個可構成”性騷擾”的情況：裹挾勒索，侮辱人格尊嚴，辱罵，下達不合理的命令。此外，勉強送禮或提出優遇條件做交換也是一種侵犯行為。
單純的表示愛慕，有非性行為的身體接觸，口頭提議做愛，若不是持續維持壓力來滿足個人慾念，不能算是性騷擾。至於情人或夫妻之間互傳黃段子，西方人認為是很有效的前戲，有益於增加感情。這和性騷擾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的。但也看好惡，有的情侶會斥之為無聊，甚至視同冒犯，因此得先摸清對方的脾胃才好。
可見在憲法保障通信自由的前提下，西方法律也捉襟見肘，必須找一個管制的切入點：如今看來是採取了一個對自由的基本定義：“個人的自由結束在他人自由開始的地方”。
凡是涉及性的問題，首先想到的還是保護不知輕重的未成年人。孩子們隨便使用手機傳遞黃色笑話，甚至公佈自己或密友的隱私照片，輕則導致成年後的性生活失調，重則落入有心歹徒之手，遭到殘害。
對於青少年在手機或電子郵件中傳遞性含意非常明顯的訊息（所謂sexting），澳洲政府不時發動宣導運動，以舞台劇讓孩子及家長明白這類短訊所包含的危險。因性含意對話而引起的性騷擾和攻擊事件在澳洲不斷增加。曾發生過十三歲女孩將隱私照片傳給小男朋友，兩人分手後被對方惡意散佈的事件。
美國方面的調查顯示，五名少年男女中就有一人曾發送過全裸或半裸的私人照片。39％表示曾經發送或在網路上刊出過色情照片。據路透社消息，辛辛拉提一名十八歲女孩因她的照片被在校園中流傳，而羞憤自殺。美國發動的反制運動，“Safe sexting， No Such Thing”便是在提醒孩子們別為了一次愚蠢的行為毀了終生。
“網路脫衣女郎”若每天做三到四小時，每分鐘收費二到三歐元，一個月平均可獲一千到一千五百歐元。出售自己電話號碼做“大膽對話”的，月入最高可達六萬歐元。社會學家費哈札分析說：“這類行為不會轉成另一種形式的賣淫。這些女子不認為自己是妓女，而是以色情電影明星自居。” 至於顧客，男人們心安理得，也不認為因此對婚姻不忠。在一個天主教文化非常強勢的國家，這種現象很值得省思研究。
芬蘭有性開放之名，其外交部長卡耐瓦（ Ilkka Kanerva）卻因對一位脫衣舞孃以手機色情短訊疲勞轟炸而丟官，這又是色情短訊面面觀的另一章了。
中國古籍推崇閨房之樂有益健康者不少，“詩經”和“禮記”頌揚夫妻結合， 司馬相如的“美人賦”首開處理性愛題材的散文範例⋯⋯中國人對性原本懷著崇高的敬意，從不將之和罪孽聯想在一起，和西方的原罪觀念大相徑庭。滿人入關後，中原漢人為了自保而說服滿人將性書列為禁書。
巴黎塞奴斯基市立博物館（Cernuschi）2006年3月展出荷蘭收藏家貝托萊（Ferdinand Bertholet）收藏的“中國春宮畫”，出版一部225頁的精美展覽畫冊。法國國立圖書館2007年12月以“秘密愛神”為名，展出過去150年的禁書收藏，稱之為“開啓情色地獄之門”。“地獄”是此類“淫蕩”作品過去的圖書編號。上海或北京那一天也能有此類展覽的話，大概人們也會覺得傳手機黃段子很無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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