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利比亞：人權與主權究竟是什麼關系？

作者:史仲文 
中國北方工業大學素質教育與現代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2011-03-23 16:55 星期三 晴


法英美空襲利比亞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我們身為中國人，在各主要媒體聽到各式各樣專家的種種評述。說句實在話，這些專家的評述讓我困惑，讓我糊塗。把這些專家的各種意見歸納在一起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事實越說越模糊。聯合國1973號決議決定在利比亞實施禁飛區，其原因何在？從專家的評述中我們真的摸不著頭腦。一會兒說是石油利益之爭，一會兒說是為了國內選舉的需要，一會兒說是強權心態大發作。但如果只是為了這些，聯合國就可以通過1973號決議嗎？阿盟就可以表示對這決議的支持嗎？聯合國理事國就能夠得到10個 國家的贊成嗎？像我們中國這樣熱愛和平，喜歡正義的國家就可以投棄權票嗎？我們也斷斷續續、隱隱約約地聽說卡扎菲政權在屠殺無辜平民，在暴力鎮壓反對者。 這應該是事實的關鍵所在，然而，對於我們這些中國聽眾而言也是最找不到事實真相的所在。卡扎菲殺害了多少無辜平民，沒人說起；卡扎菲用什麼方式在殺害無辜 平民，也沒人說起；卡扎菲的這種殺害造成了何種嚴重的後果，仍然沒人說起。我們的耳朵聽不到這樣准確的信息，我們的眼睛也看不到這樣的圖像。我們就知道法 國人發飆了，英國人激動了，美國人摻和了，阿盟同意了，空襲開始了，這樣的事實報道和專家評論確實匪夷所思。


第二個特點，很多專家議論前後矛盾，找不到邏輯。比如說到法國時，就說薩科奇是為了2012年 的選舉，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但是為什麼它帶頭打擊卡扎菲就會得到法國人民的支持呢？我們可以因此推斷說整個法蘭西民族都中了邪了嗎？或者說整個法國都沾染 上了希特勒時代的納粹情緒了嗎？顯然不可以。對於英國的報道也是如此，標題就說英國議會發生了爭議，發生了什麼爭議？語焉不詳，藏頭露尾，各種謎語讓你 猜。但總算露出了一個小結果，那就是英國議會570名議員中有557位表示支持，有13位表示反對。英國人是保守黨在執政，很顯然，保守黨絕對沒有靠自己一黨的力量就獲得557票支持的能力，而且我們不禁要問，這557位 議員都說了什麼？他們支持設立禁飛區，支持空襲的理由是什麼？這些理由的後面有沒有充分的事實依據，有沒有法理的正當性，有沒有代表英國民意？凡此種種， 一概皆無。更多的議論是說西方的種種舉動意在石油，而且對利比亞石油出口和國際油價的內在關聯具有特別的興趣。但也有專家說，法國近3年以來和利比亞關系很好，薩科奇也曾經用非常熱情和隆重的方式接待過卡扎菲，那等於是說，法國與卡扎菲之間的石油利益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卻要硬弄出問題來而且要用武力的方式弄出石油問題來，我們實在弄不明白那裡面有什麼內在的關系。


第 三個特點，中國媒體表現出了很多的高深莫測與對空襲後果的無窮關切。順便說一句，看這些年中國很多所謂軍事專家對諸多事件的後果預測，常常是錯誤的甚至是黑白顛倒的，不少是謬之千裡的，令人欽佩的是，這些專家個個忘性很大，而且韌性十足，忘性很大是他們從來不提他們自己做出的種種預測，韌性十足是他們還要 百折不撓地提出新的預測。聽這些專家的評論，使人不得不擔心利比亞會分裂，它的主權會受到嚴重傷害；利比亞會陷入內戰，而且是長期、殘酷的內戰；西方的空 襲一定會變本加厲而且一定會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就算他們怎樣努力也一定解決不了利比亞的問題。今天中國的一家大媒體又發表評論說，如果各國戰機只在利比亞東部上空巡邏，那麼每周花銷在3000到1億美元之間。假如西方國家最終決定，將“禁飛區”擴大至利比亞全境，預計每周支出將在1億到3億美元左右。花這樣多的錢，他們很擔心西方已經很痛苦的經濟恐怕難於承擔這樣的負擔。由本來的人權道義問題變成了石油利益問題，由石油利益問題轉成了經濟成本問題，這聽起來都有點搞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說也罷。


當然，也偶爾露出了一些別樣的聲音。例如，有電台主持人詢問一位專家利比亞石油無法出口會不會對世界石油供應產生重大影響，專家回答說，不會，因為歐佩克剩余石油生產能力就有日均400萬桶，而利比亞石油生產能力不過160萬桶。但對這樣的評說，主持人不予置喙。又如今天早晨，國際廣播電台連線到的黎波裡中國公司的一位員工，問他空襲對利比亞生活產生了什麼影響，這位員工身臨其境，回答說，沒有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商店商品供應充裕，市民的活動也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對於這樣的回答，主持人同樣不予置喙。如此等等，讓我十分厭惡中國所謂專家們的高深莫測，神龍見首不見尾；讓我十分厭惡他們的隔岸觀火，好像說一場游戲似的態度；讓我十分厭惡他們避重就輕，缺少良知，不肯認真面對利 比亞平民所遭受到的卡扎菲政府的種種迫害與殺戮……


梳理上述問題，它所反映的核心矛盾在哪裡呢？其實就是人權與主權的關系。給我的印像是說人權與主權充滿著內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二者十分尖銳也十分對立。但我認為，這樣的邏輯其實是偽邏輯，甚至這樣的命題都屬於偽命題。我的觀點是：


第 一，人權和主權應該而且必須是可以統一、能夠統一、必然統一的。我們強調主權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踐踏人權嗎？肯定不是。主權的存在在現代文明條件下，它位 序第一的政治責任就是對人民權利的保護，對人民安全的保護，對人民幸福的保護。如果不沿著這個思路去走，而是企圖證明為了主權可以犧牲人權，顯然無論在價 值上和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第 二，人權和主權之間會有不協調，也會發生矛盾，但這是需要一個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說人權問題不可以突破某種底線，例如，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都沒有權力無 故殺害任何一個公民，如果越過了這個底線就該受到懲罰。在憲政國家，比如在歐美這樣的國家，不管哪個政府，假設有了這樣的罪行，它就立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 性，立刻會受到違憲審查。即使並非憲政國家，同樣有人權底線制約，任何人沒有權力說，我的國家就可以踐踏人權，就可以傷害無辜。在歷史上，希特勒是這樣做 的，東條英機是這樣做的，他們本人或許認定有本國法律的支持，但那一定也是違反國際法的，其結果就是受到國際法庭的嚴厲審判。


第三，講到主權還有一個正當性關系。比如利比亞主權，究竟是卡扎菲的主權還是反對派的主權，是屠殺者的主權還是人民的主權，這點顯然也是應該沒有疑義的。舉個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例子，在1949年以前，毛澤東就享有奪取主權的正當性，而蔣介石就沒有堅持內戰的正當性，結果是，他的政權逃亡了。


2011-3-23
原載：史仲文，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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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黎波裡與台中議會兩個電視畫面引發的聯想

作者:史仲文  

中国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1-03-04 10:21 星期五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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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中午，我在央視新聞頻道看到的黎波裡和台中議會兩個截然不同的電視畫面，引發諸多感慨。

的黎波裡的畫面是卡扎菲在一個會場發表講話。卡先生講的似乎振振有詞——遺憾的是我聽不懂他講什麼，但看那表情卻是一副氣壯如牛的樣子。台下的聽眾也是 個個正襟危坐，做洗耳恭聽狀，也有整齊的掌聲和表情上的呼應。如果不知道利比亞無比混亂的社會局面；如果不知道那裡剛剛發生了血腥場面；如果不知道那種社 會危局尚不知走向何處的危險狀況；如果不知道我們曾經有三萬多同胞在那裡被搶被劫被毀壞財產的可怕經歷；如果不計較中國投資人，特別是拿著人民的稅款去做 投資的國企所遭受到的血本無歸的結果，如果不知道各國政府都在想方設法搶救自己的僑民的緊急狀態……我們真的以為卡扎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領導人，而利比亞 的政治局面也如湖水一樣的平靜。

台中議會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那裡有打架了。場面非常暴力，形像很不雅觀，而且勸也勸不住。這樣的場面在台灣似 乎也司空見慣，台灣的各個省市的議會都有好爭好吵好鬧好打的風格，而且新鮮花招層出不窮，也有只是拉開架勢的，也有動粗開罵的，也有互揮老拳的，也有狠下 毒手的，輕的是女議員刮男議員的耳光，重的是頭破血流，趕緊送醫院。台灣議會還幾次發生把議長鎖在房子不讓出來的尷尬局面。而且我們聯想到西方國家的議會 歷史，好像這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現像。美國議會如此，意大利議會如此，法國議會如此，連最愛鞠躬的日本議會也不能例外。這讓我產生聯想，利比亞和台灣的會場 景像天差地別、山高路遠，而他們的社會狀況尤其水火兩重天。

台灣我是去過的，那裡給我和我的同行者的印像是社會生活十分祥和。台灣同胞的特點是非常喜歡微 笑，尤其在公共場所好像每個人都是面帶笑意的。商業服務者的笑容尤其令人感到愉快和滿意。那笑容和大陸的服務狀況有很大區別。冷言冷語的一個也沒有，就是 硬擠出笑臉的現像也不曾見過。街道不寬，就連台北的主要街道也遠沒有北京的街道那麼寬闊，但無論大街小巷都十分整潔，看不到流浪狗，也很少有遛狗的人，當 然更沒有狗糞了，我們只是在阿裡山上看到一群狂奔的自由狗。於是我的一位同行發表感慨說：“台灣同胞不愛打架，愛打架的都去議會了；台灣的狗也不流氓，流 氓的狗都上阿裡山了。”

的黎波裡和台中議會兩個畫面給我的直接啟示是：我們寧可希望議會裡亂哄哄，而街頭很平靜，社會很溫馨；也絕不希望上層會場很平靜，但街頭亂哄哄，甚至殺人越貨、強盜橫行。

這兩個畫面給我的間接啟示是：議會應該是什麼地方？議會是立法的所在，是審議各種政府重要決定和國家重大事件的所在；也是重要的選舉活動所在。這些公認 的常識且不說他，用通俗的話來表示，我以為各種議會包括不叫議會的議會都應該成為民意表達場所；民情宣泄場所；民利博弈場所和行政權力制動場所。議會首先 是表達民意，因為那裡的人都是被選舉產生的。它的最根本和最首要職責就是為選民服務。誇張點說，忘記選民等於叛徒。它又應該是民情宣泄的所在，人有喜怒哀 樂七情六欲，個體如此，群體如此，階層如此，整個社會都如此。有情緒就要表達，悲則大哭、喜則大笑、怒則大吼、憤則大叫，正是人之常情。

所謂理有所至事所必然。如果選民很憤怒，但代表很興奮，這就不對。如果選民很激動，但代表很無謂，這個就更不對了，所以我們寧可看到憤怒的代表的憤怒表現，也不願意看到那 種沒心沒肺的假模假式，或者沒頭沒腦的裝模作樣。套用一句現實流行語就是：希望代表們在情緒表達上也能很給力。所謂民利博弈場所，是說不同的代表來源於不 同的地區不同的階層，他所代表的選民結構顯然是不一樣的。代表首先做什麼？就是為自己所代表的選舉人服務。別人都說生活很富，就你的選民不富，你怎麼辦？ 別人都說天下太平，和諧死人了，就你的選民深感貧富不均，執法不公，你怎麼辦？……如此等等。

答案如何，怕是連天上的雲，地上的草，水中的魚都明白。所謂 議會應該成為制動場所，做個比方說一部汽車最重要的部件是什麼？一是油門、二是剎車。行政權力的一大特性就是很難約束，很易膨脹。然而誰都明白，不管什麼 型號的汽車的油門都不能踩了又踩，踩了再踩。那一定會出事故，甚至是慘烈的重大事故的。汽車一定要有剎車，議會就是剎車之一種。這方面本人所聞所見不多， 給我印像最深的是，克林頓總統上台不久，因為政府預算案得不到議會的批准，所以他的一些政府部門就關門歇業了好幾天。這樣的事情，真是太好了。我們不是希 望政府關門歇業，而是希望負責起制動作用的人民權力機構真的有權。

2011-3-4


楊年熙評論／ 2011-3-26:

贊成！但希望致使台灣議會裡忍不住打架的因素隨著法制的日趨完善而減少，當法理能制人時，粗魯的動作不必用上，議會的所謂“議”，還是在於“動嘴辯論”，而非動手，要動手，上街或上戰場。必須以理來服人，講理，則是文明社會的特徵。

日本震災，世界恐懼的投射。

 文／楊年熙

早已習慣與大小地震和風災水災共存的日本，碰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大天災。當電視上傳出的畫面步步升級，再看到好萊塢的災難片都有褻瀆和罪過的感覺：正在發生的，遠遠超過了一切虛構和想像，而且不會在電影院的燈亮時消失。法國解放報頭版打出大標題：「我們相信世界末日」。若真有末日，這是我們目前所能想像的最悲慘畫面。日本人的災難變成了全球人的憂患，不僅因為九級地震連著浪頭十公尺高的海嘯，房舍車輛像紙盒一樣被摧毀掃蕩，核電廠外洩......也因為，若日本的熟練預警和尖端科技都抵擋不住，世界上別的地區就更摧枯拉朽，等而下之了。出於人性的悲憫，擔憂牽一動百的全球經濟，也懾於大自然可以無限升高的威力，人勝不了天，我們謙卑地垂首默哀。

這場還不知道如何結束的大災難也帶出了幾個值得思考的現象。一則博文“日本震災教我們的事”在臺灣網路上“瘋狂轉載”；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教授指責「西方人對日本的扭曲眼光」；中國內地網路上出現帶著“民族主義”色彩的文章，提起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使日本人的生存危機感大增，促使軍人出身的強硬派掌政，“將對災難的恐懼轉化成了扭曲的暴力”，而形成侵略中國的遠因。最後，對一個二戰時的原子彈破壞殘骸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國家，日本的民族性究竟為何？

對所有災難的新聞採訪本來都是十分敏感棘手的工作，先進國家定有規範條目，違背者受到罰款處罰和出版查禁。但是此類非常事件也是記者們獲得非常影像和文字的絕佳時刻。像911恐怖攻擊的畫面有的令我們終身難忘，很詭異地有種從藝術角度觀賞的美感，像經過特效處理的災難片鏡頭，給人非常不真實的感覺。以圖片取勝的“巴黎競賽周刊”本週出現了日本311震災勢將被人長久記憶的象徵照片(如圖）：一位裹著大毛毯的長髮妙齡女子，惶惶然立在殘破景象中間，充分配合了一旁的封面標題：“日本，恐怖和求生”。但是，對災民的尊重，對天災人禍的戒慎恐懼之心萬不可無。博文指出，臺灣媒體以不堪的文字，輕浮笨拙的報導配合電視畫面，對比於日本從政府、民間到媒體的冷靜，實在令人汗顏。

臺灣媒體記者程度低落，為了市場競爭一味追求煽色腥的做法，為人詬病已非一日，這次特別突現出來，是因為有日本人的”冷靜“在前。在西方媒體最常出現的一個評語也是日本人的“冷靜”。里昂大學教授貝勒迪耶對一名法國電視記者的現場報導十分不滿，認為這名記者把日本人看成了生活在魔鬼地區的外星人，而對於日本民眾如何組織預警，齊心防災，將損失減低到最低限度等使得他們能夠冷靜應變的措施，電視前的觀眾一無所知。

日本確實是個不幸的國家，聽到日本的消息多數都是有關災難的報導，而日本人民之逆來順受，今天至此境地也不怨天，只怪防備做得還不夠完善，西方人非常難以理解，電視上所反映的，實際上更是他們自己對死亡的焦慮不安，有時幾乎帶點種族歧視的味道。至於中國少數網民提及地震和侵華間的關係，與其指為民族主義作祟，不如說也是自身恐懼的投射。他們翻出歷史，擔心軍國主義再起，而忘了時空早已轉換，今天的日本和中國都非當年的情景。如此牽扯附會，一來有思維的紊亂，再來多半想以歷史的回憶來印證今天堅持反日的心態，而不能開放胸懷，為這件人類悲劇祈禱。

這些網民順著回顧歷史的線路說到日本對侵華罪行始終未道歉，而進一步從日本民族性上做悲觀闡述，就差沒有也指震災為”天譴”了。反駁這個觀點的博文替日本開脫，推測他們不道歉，是因為“不能否認祖先”。但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為二戰維祺政權通敵押解猶太人至納粹集中營道歉，柯林頓為美國建國之初的奴隸制度道歉，以及其他的例子。前人所犯的錯誤子孫不承擔，就沒有糾正的機會，長久下去不免積非成是。何況日本人民有“知情權”，何妨透過中日民間的努力，繼續影響溝通。二戰也是日本的重大創傷，只有勇敢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還受害人以公道，才能真正消除心底的積怨。這一點還是不能混淆的。

不道歉，並不意味著日本人蠻橫，其實戰爭和災難已成為他們的文化遺產，忍讓和自我約束已成民族性的一部分。廣島產業奬勵館殘骸之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非偶然。他們將之視為一種宿命悲劇，這種心理蓋過了對美國人的仇視，亦即蓋過了所以成為第一個和唯一遭原子彈襲擊國家的原因（發動戰爭，堅不投降）。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本來並不一定跟隨執政者的意志，但是當戰爭和災難遺跡變成了博物館，歷史的流向就會跟著改變。日本歷任當權者要人民堅忍不拔，講秩序守法律，顯然非常成功。今天日本國民在國際上給人的普遍印象是溫文有禮，素質高。到日本旅遊，無處不碰到熱心幫助和帶路的人。願他們在國際援助下早日度過難關。

2011-03-17 巴黎

巴黎的牆壁要說話

文：楊年熙

像巴黎這樣一個歷史久遠的現代大城市必定有許多面目，明顯的、隱藏的、代表性的、像征性的、有任憑詮釋的表像，也有不是一時能懂的符號。

城市本來是一個現代化的標杆，也是一個社會活的隱喻。人類歷史上最初的城市原誕生於兩個基本需要：聯合起來抵御外侮，以及建立人和人之間的心理關系，好增強族群內的團結。但是，今天的世界是那樣地繁復多樣，一件又一件大事在衝擊著 現代社會。頻繁的交流、討論，相互間的滲透影響－從文化上、社會上，直到生活形態上……這不再是一個和諧單純的整體，而是零碎分散的許多元素的大組合。
這個特性從一些族群符號上可以看得出來：形同制服的流行服飾、夾帶俚語的語言習慣、喜歡聽的音樂、愛做的健身操、男人戴耳環等……這些都在畫出 疆界，疆界內的人努力唱和著某種風潮，每天在上面投注大量精力，有時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這種現像往往無法用一般的社會學方法加以分析。在觀察家和居民日常經歷相互交錯的眼光下，城市裡充斥著矛盾，也不停地在變動，我們很難有個明確的價值判斷。

城市生活是一種“熱鬧中的孤獨”，在眾人環繞下的趑趄而行。在城市的空間裡，每人“都可以既是自己也是別人”：枯坐家中無人過問，但同時在電訊 傳媒的四度空間裡和外界密切相連。這種矛盾現像物極必反地刺激人們的自我表達欲，初生之犢的青少年在城市的牆壁上塗抹，將“塗鴉”作為他們的“族群符 號”，可謂是最激烈的一種表達方式。

巴黎有維護市容的嚴格法律規定，任何建築，從樓房的高矮到窗框的大小都得遵照一定的尺度，用在清潔上的預算更是可觀。但是“塗鴉”在它的牆壁上蔓延，像除之不盡的雜草。這些用油漆滾筒或噴漆所作的粗獷圖畫有它們特別中意的地點：鐵軌邊、列車車身上、頂樓樓面、河堤邊，甚至高速公路的隔音牆上…… 總之越是惹人注目和難以達到的地方越是可貴。因為塗鴉首先是一種破壞禁令的行為和一種炫耀。

“塗鴉”來自紐約，法國媒體第一次提到這種活動是在1981年。說紐約一些十幾二十來歲的青少年暗中在公眾場所的牆壁上用不易擦洗的油漆寫字畫圖，目的是在全市各地落下簽名，讓大家認識，而且彼此間傳遞信息，等於像征性地控制某個範圍的地盤。最早談到這個現像的，則是1971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描述一個17歲的男孩將他的簽名和所住街道的編號“Taki183”塗寫在地鐵裡；那也是紐約不良少年幫派鬥毆最激烈的時期。

之後巴黎的一些富家子弟在紐約和巴黎之間跑了幾趟，而將塗鴉帶到巴黎的牆上。1982年以後的5年，活動範圍限於巴黎市中心，特別是學生聚集的拉丁區，四方雜處的雷亞樂區，以及同性戀活動的馬海老街區。1987年前後擴大到近郊，1990年達到高峰點，遍及法國全國。

從此再沒有哪個城市不知道有這種被少年人當成“儀式”的活動。他們各處尋找簽名地點，和警察玩捉迷藏。塗鴉在內容上分成兩派，soft（溫和派）和hard（激烈派），在形式上有大筆揮灑的速成“塔格”(tag)，以及比較費時，面積較大，畫法講究得多的“塗畫”（graffiti)，後者所冒的風險也比較大；中文裡一般將之統稱為塗鴉。當然，牆壁是人類最早的繪畫版面，且不說史前的石窟壁畫，其他用鏤刻了圖樣的樣本在壁上拓印，使人產生錯覺的亂真壁畫，乃至中古世紀的石匠在牆壁上刻記號，標志一些秘密結社的詭異符號等等，在牆上繪畫塗寫的傳統由來已久，“塗鴉”顯然是這個傳統的當代遺留物。問題是，為什麼在近20年突然大批出現，而且出自少年人之手？為什麼拿名字、寫字和畫圖，以及城市的牆壁等具像征性的東西來作弄？

社會學家們的分析是：既然是出於少年人之手，便顯然有特別不穩定的少年期症候群：對抗學校（作弄寫字）、家長（作弄自己的姓名）以及城市環境本身（誇張狂妄地將街道、屋頂、地下室、河堤、車站、高速公路等城市建設當作自己的地盤）。既然是來自青少年，專家們便聯想到他們其他的活動，如溜滑板、溜冰、假想自己是某種人物的角色游戲以及單音階唱頌……出現在城市、郊區和鄉村，都同樣是某種形式的“據有空間”。

若將“塗鴉”仔細加以研究，會發現有三類具有像征意義的內容：塗寫、姓名、地點。而具體所指的就是“通訊或文化”、“身份”，以及“空間”。今天搭乘巴黎區間捷運火車朝非洲移民聚居的北郊走，鐵路沿線的塗鴉張牙舞爪，面目猙獰，一掌刮進你的視野，幾乎發出怦然巨響。而從西南高級近郊乘輕軌電車，緊挨著塞納河水西行，沿路的塗鴉則艷麗而和諧，構圖依然誇張，但細膩多變，很耐玩味。

塗鴉多是在夜深人靜，地鐵停開時暗中進行。它誕生於城市的黑夜，從陰暗的角落散發逼人的鋒芒，搶占城市的白日。強烈的視覺衝擊效果、扭曲變形的文字又因地而異，透露出周圍環境的消息。塗鴉如今在紐約有專門的美術館，有專做技術研究的實驗工作坊，早年的塗鴉人有的已結婚生子，西裝革履地坐辦公室，有的年過四十依然沉迷。

筆者最近碰到一位“從良派”，他偕同當年的哥兒們，在巴黎新創的第一個美輪美奐的純室內裝潢商業中心開了家“藝術家具”店，替人重新包裝舊家具，利用過去塗鴉的本領化腐朽為神奇。他們在店內間隔出的小工作坊裡現場制作，讓顧客在大玻璃窗外觀看。如此塗鴉不再和神秘與黑夜相連，這是在和城市妥協，還是裹脅城市人進入塗鴉的世界？　　

（原載上海東方早報）

巴黎首輛三輪車速食攤，造型可愛。

文／圖：楊年熙


昨天去做汽車法定檢修，等候中間偶遇這輛三輪車速食店。被其優雅造型吸引，禁不住過去喝杯咖啡，閒聊許久。適逢老闆亦來巡視，從她去夏的上海之旅、台北小吃，聊到經濟危機和茉莉花革命。三輪車速食攤全身翠綠，車架桃紅，顏色艷而不俗，明亮可人，和我們的擔擔麵流動攤子之只重實用，完全不顧造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售貨的小青年老老實實，看來像那種接受輔導的失業青年。他這是開創版第一輛，祝他好運。

“三輪車推手”（Cyclo Pouce)是個依據1900年法成立的私人協會，涵蓋各種和這種復古交通工具有關的活動，從載觀光客兜風到陪伴殘障者外出，以及買賣二手車，自行車包括在內。至於停車站遍佈各處的“城市自行車”（Vélib)則是市政府在管理。“Pouce“意為”大拇指“，借音自”pousse"（推）。法文裡“大拇指頂一下”，有助人前進之意，特別在幫助年輕人就業等社會工作方面。協會屬下的“三輪車速食攤“具公司身份，則是從今天生意大發的披薩或壽司送到家的做法延續而 來，總之方便匆忙和偷懶的現代人。目前僅獲准在巴黎西南邊區的布隆尼－畢揚古（Boulogne-Billancourt）的五條街活動，有一定的停靠點。若能在巴黎市中心的觀光區，必定引來些好奇的遊客。

自備垃圾袋。遮棚蓋下即成方盒。

我這輛“清淡快餐”三輪車是用腳踏，“沒有馬達嗎？”，小青年答道”有補助性的“。他給 了我張傳單，我去他們的面書看了一下。菜單也寫在車上：午餐（熱餐＋甜點）8.50歐元／三輪車特餐（熱湯＋三明治＋甜點）10€／情侶咖啡二份2€／早 餐（特製熱飲＋甜酥麵包）3 .5€／好吃咖啡（Expresso＋cookie）3.5€。 非常傳統呆板的法國“小吃”。我想， 如果賣中國包子或日本壽司，生意可能起來的更快。

市政府的”Vélib“，管理員正在檢收需要修理的車。

高行健：洪荒之後

巴黎龐畢度文化中心於二0一一年初舉辦“看作品，談創作” 系列活動，一月十七日晚間以高行健揭開序幕。二月七日介紹馬丹巴爾（Martin Parr）— 亞赫勒斯（Arles）攝影藝術節總監。三月二十一日介紹歷史學家和影評人柯萊兒.德尼斯（Claire Denis）。在高行健晚會中，前半部份由普羅旺斯大學教授，高行健作品法文譯者杜特萊（Noël Dutrait）對高行健進行訪談，再回答觀眾提問。後半部份放映高行健二00八年的影片「洪荒之後」（Après le Déluge）。這部影片首映時，我曾有一則新聞報導，收錄如下。隔了兩年多再次欣賞，影片的「新」和「奇」俱在， 而且益發感受到其中影、音、畫交融穿梭的震撼性。 高行健的腳步依舊超前，絲毫沒有受到時間的磨損。巴黎龐畢度中心亦將此片收入其網站資料庫。／2011－03－01

試為2 1世紀電影指引一條新路

文／圖：楊年熙

"大洪水之後“一景，真人與畫中人。

和高行健的第一部影片「側影和影子」比起來，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在法國國立藝術史研究所放映的「洪荒之後」（Après le Déluge），將他的電影理論做了更明確的實踐 。 這部實驗電影自然不能和傳統意義上的電影類比──無論是一般的商業電影或導演個人風格明顯的作者片。

然而他口中的「電影可以這麼拍」，倒確實給第七藝術指出了一條新路，其中所傳達的觀念，實踐中間所用的手法，很可以轉用在傳統電影中，作為插入點綴，所提出的問題亦十分耐人尋味。高行健原是以戲劇在中國建立了遠傳至西方的知名度，但他在八○年代初便動了拍電影的念頭，後來還發表了電影劇本「花豆」。相隔這麼些年，他終於完成了將畫面、語言、音樂各自獨立的電影，亦即當時大家開玩笑時所說的「三元電影」。

「側影或影子」基本上將高行健的各類創作過程，對藝術的多方思考，以及平日所關懷的問題，以抽象手法串聯起來，最終以畫面的結構，光影的運用為主。「洪荒之後」令人驚異的是，每一個鏡頭都是精雕細琢的造型設計，是活的雕塑。語言被完全剔除，增加了四名舞者和二名演員，配音上，只有風雨聲的音響效果。電影剪輯上常是（在電腦上）處理三條軌道：畫面、語音和音樂，以畫面為重，用語言說明，音樂則烘托所說和所看到事物。高行健立意將這種說明和烘托的關聯打破，用意何在？有何好處？

十二月七日在他巴黎的家裡，他說，如此分割，是從音樂的聲部得來的靈感，既然每一種元素都有其獨立的價值，讓它們在電影所提供的技術可能性中各展風騷，電影藝術不是更為自由？

2011-01-17的晚會上，高行健（右）和杜特萊。

任何一種創新都不免讓人惶惑和懷疑，「洪荒之後」亦不例外，但它的亮麗讓人眼界大開。說是電影，很多時候卻很像攝影人不動，景不動，只有鏡頭在緩慢地掃描，做了照片欣賞的導引。整個背景都是高行健的黑白水墨畫，在他由過去的帽子工廠改裝的攝影棚中，將畫拍攝之後投影在卷筒式的白幕上。當女演員的側影平擺在整個銀幕的底線上，畫中的白色洞眼由上往下逐漸接近，側影便有如飄浮而起，新的空間被開闢出來了。

「動的是畫」，高行健說。由是觀之，放在時間的進程裡的三個元素 畫面、語音和音樂，儘管各自獨立，彼此之間實際上相互召喚和對應。這些鏡頭需要觀眾的高度關注，它們的結構之美又自然而然地吸引人們的眼光，等著出現下一個造型，要明察秋毫地研究細節的變化。這是一種挑戰，帶著緊張，也往往產生莫名的感動：未料到形狀和身影的組合搭配能到如此和諧的地步。雖說一切都包含在畫面和舞蹈之中，任由觀眾體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作者本身有故事要說嗎？高行健表示，大洪水之後，人類滅亡了，畫面上（以及演員面部）所強調的眼睛是對人類的記憶，黑白中出現淡淡的色彩，是淡淡的記憶。六名演員和舞者的身影最後和畫中的六使者重疊，向人們傳達災難的訊息，「帶著黑色幽默」。

影片中人畫合一：高行健畫前的舞者

大洪水取自聖經典故：諾亞依上帝囑咐建造方舟，保存善良的人類和牲畜植物各類物種。高行健說，拍攝用了六個下午的時間，但是加上之前的設計（繪畫，拍攝畫面，剪出和演員搭配的部分）和之後的剪輯製作，前後花了四個月。現在感到滿意而輕鬆，觀眾的反應都好。他計劃以後做一系列的實驗影片，不是談技術和觀念，而是找出電影的新方向。巴黎世界報對「洪荒之後」的巴黎首映做了報導；法國文化電臺可能安排播出。將十個藝術科系集中一處的「藝術史研究院」（INHA）主辦首映之後，將影片收入其網站。艾克斯－普羅旺斯大學的「高行健資料研究館」亦將於日內讓影片在其網站上供人欣賞和研究。


2008－12－08原載巴黎歐洲日報／2011－03－01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