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8日 星期四

「弗朗德之路」集新小說寫作技巧之大成



有關「弗朗德之路」

文/楊年熙


由於個人生活經驗的關係,戰爭在克勞德西蒙作品中是一個經常出現的題材。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說「弗朗德之路」(La Route des Flandres)便是以親身經歷過的一段近代史為背景。

一九四0年五月,希特勒大舉西侵,法軍不敵潰敗。一小隊散落的騎兵在弗朗德鄉間的路上,夾在民間流亡潮中向南逃亡。作者一面描寫軍事行動, 一面刻畫個人在愛情和性關係上的無比孤獨。故事以戰爭的恐怖和死亡陰影為主線,穿梭著人和人之間的暴力相向,這個令人絕望的現實即使在最親密的男女關係上亦難以避免。

故事以喬治隨軍撤退的情況為經,他內心翻騰的思緒為緯,在現在與過去之間不停往返。作者將不斷湧現喬治腦海的記憶和思慮,這些沒有時間先後邏輯的內心活動,以影像組合、聯想類比,甚至電影特技的手法表現出來。極少分段落,也盡量不斷句,一片字海,顯示出思慮的無邊無際,瞬息萬變。

小說中的同一件事往往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和說法,有時彼此衝突。作者不再是人物與故事的主宰,讀者則不再被導引,需要集中注意力,抓住關鍵性字眼,自己得出一個概念,領會文字所要傳達的感情和意念。也就是說不再像傳統小說那樣提供讀者一系列參考資料,使他可以從字面意思了解對事物的描述,並根據前後銜接領會故事情節。西蒙的新寫法相反地要求讀者把閱讀過程中獲得的資訊暫時懸置,直到得出全面性結構圖,再從整體上去理解。

為了寫「弗朗德之路」,克勞德.西蒙經過漫長的思考,尤其在處理「小說時間」上費煞心思。他一九五七年由子夜出版社出版的處女作小說「風」以打破傳統小說中的「秩序」為特色,次年的「草」實驗「對稱組合」筆法,一九六0年的「弗朗德之路」便是去除時間觀念的代表作了。這部小說集三種寫作技巧為大成,替他以後的作品定下了楷模。他說:「這本書前後構思了二十年,我是怕若寫不成英雄傳奇,就會流於卑微可憐。而且,我不知道如何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去寫。最後,我動手寫了,頭八個月簡直在黑暗中摸索。這本書,我當時看不見它,腦海中湧現各種情緒,所有東西同時出現。」

因此作者當時碰到了一個極其特殊的創作上的問題:如何將一起湧現的各種回憶轉換成一行行排列的文字?這種「多樣性」和「同時性」最後在書中做了頗為成功的安排,構句上連續使用現在分詞,顯示時間上的對等性尤為一大特色。表面看來,故事呈現的方式是混雜紊亂的,正在敘述的一件事突然被另一件事打斷,隔了十幾、二十頁才又拾回話頭。但這種寫作法其實是在追求一種「新秩序」,一種更接近人自然情態的東西。

「弗朗德之路」裡對時間的處理無異於「扼殺時間」。喬治一路想解開他的一位長官德海克死亡之謎,又在一次聊天中獲悉德海克的一位先祖是十八世紀國民國會公會時代的軍官,這位先祖的妻子與人有染,而二十世紀的德海克,妻子與其馬師偷情......時空混雜,今夕何夕?喬治不時問「現在幾點了?」或「我們在甚麼地方?」很自然地想去突破這一點,旁人的回答總是含糊不清。這種經常會有的想確定時空的反應在書的最後通過一段對性行為的描寫被整個否定。喬治和葛琳娜達到性高潮,但感覺不過是一場空:「就像我們夢見了許多事情,睜開眼才發現時針不過移動了一點點而已。」

作者曾註說:「性愛是一種最短形式的遺忘。」要在流離失所的路上清楚地知道時間已顯得荒謬,性愛更讓人不知身置何處。喬治夾在落荒敗兵何與女人繾綣的兩種經驗中,只感到不論心靈或肉體的感受,乃至時空定位,都是混沌一片。

下面選譯的一段「弗朗德之路」在全書314頁中開始於第306頁。喬治在逃亡途中不時憶起戰前和老父相處的情景。此段是他首次想起老人在兒子赴戰場前夕坐在椅子上整理舊報紙,一面娓娓地向兒子述說:「戰爭何做生意一樣,都是一種企圖將他人財務據為己有的手段......」滔滔不絕地說話是老人的一種自我安慰和逃避現實的方法,而年輕的喬治當時卻未能理解。




「弗朗德之路」法文原本摘譯

翻譯/楊年熙


喬治想:「他其實很難過,但是他試圖掩飾好讓自己也有勇氣,也因為這個他才說這麼多話,因為唯一能任他支配的,就只有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固執和近乎迷信的信念-或不如說是信仰-相信從第三者那裡間接學到的知識,那些寫下來的東西,這些他自己那個鄉下種田人的父親從來就無法猜出意思來的字具有絕對的優越性,因此賦予它們一種神秘的,魔術似的力量......」他父親的聲音,透露出的這份淒然,這種既執拗又顯得猶豫不決的努力去自我說服若不是所說的話的用處或真實性,至少是相信這麼說出來的用處,固執地向他一個人述說-他說:就像小孩子一個人在黑夜裡面吹著口哨壯膽穿過森林-現在繼續出現在他腦海中,也不是八月滯重的熱氣中穿過涼亭的陰影,這個開始腐敗的夏季裡有種東西已整個腐爛,發出了臭氣,像個爬滿蛆的屍體般腫脹起來,然後只剩下一些無異意義的渣滓,一堆早就辨認不出甚麼來的揉縐了報紙(甚至連字母,一些可以認出來的符號,連那些觸目驚心的大標題也不過只是一個汙點在紙的灰白間隔上的一個色調較深的灰色的影子罷了),但是現在(聲音,話)在陰冷的黑夜中揚起,一隊長長的,一直在進行中的馬隊,不知不覺地、無止境地延伸著:好像他父親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說話,喬治抓住一匹經過的馬跳了上去,好像他只不過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跨上一個自時間尚為無邊的黑夜以來就在進行中的影子,他走遠了,消失了,老人繼續對著 一張空椅子說話,孤獨的聲音固執地說下去,一些有用又空洞的字眼,和這個充滿秋天黑夜的東西緊纏著爭鬥,淹沒它,吞喫它,最後消滅在它偉岸又冷漠的踐踏下。

或者他也許只是閉了一下眼馬上又張開了,他的馬差點撞上走在前面的馬,於是他完全醒過來,而注意到馬蹄聲已經停了而整個縱隊早已停止前進,以致於只聽到周圍紛紛落下的雨聲,夜還是這麼黑,空曠一片,偶而一匹馬噴鼻作響,然後雨聲又蓋過了一切,過了一會兒聽到隊伍前頭喊出口令而他們的分隊動了一下,幾公尺後再度靜止下來,有個人從那頭騎著馬一路小跑過來,馬釘了鐵蹄,每動一下都聽到清脆的鏗鏘聲,而且,黑夜中的黑馬,一個自虛無中冒出的影子,經過時發出馬匹奔跑時發達的肌肉的震動聲,皮革裝備,鞍曫上鐵器相撞的哐噹聲,一個黑影子的上身前傾,戴著鋼盔,領子以上看不見臉,末日啓示錄般的悲慘,像戰爭的幽靈從沈鬱的黑夜裡全副武裝地冒出來,然後又鑽回黑暗裡,這之後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又聽到出發的口令而且幾乎立刻,前面辨認出一批房舍,比天色還要黑一點。

然後他們就在這間穀倉裡,和這個手上舉著燈的女孩,像一個幻影,有點像這些煙草汁色調的古畫:棕色(瀝青色更恰當些)而溫暖的,而且,可以這麼說,好像不是在一棟屋子裡,而像進入一種深入肺腑的,某種器官的空間之中(同時進入畜牲和牧草氣嗆人的氣味裡),喬治有點喘不過氣來,有點癡呆地眨著眼睛,眼皮熱得發燙,笨拙地,僵直地套在他淋了雨變得又重又硬的衣服和皮靴裡,疲憊無比,他的臉和外界空氣之間隔著一層臟污及失眠的薄膜,像一層不可觸及又碎裂的冰,以致他感覺到黑夜-不如說黎明-的寒冷和他一起鑽進來,還緊緊纏住他(而且他想,一定也幫助他像穿了件緊身胸衣一樣,一直站著,他模模糊糊地還在想,得快點卸了馬鞍躺下來,免得整個人化掉了,被雨水剝蝕分解了),此外,這種包裹著她的可以說發自腹部的暖氣,既不真實又是半裸地,剛醒或還沒有醒透,眼、唇,她所有的肌膚充滿了睡眠溫柔的慵懶,穿得很少,光著腿,天氣這麼冷卻穿了雙男人的大鞋,沒繫鞋帶,隨意披了件紫色的毛線披肩遮住她乳色的肌膚,粗糙的睡袍上露出乳般純淨的頸項,從她手上舉著的燈發出一片泛黃的光影,沿著高舉的臂膀而下像一層燐光閃閃的顏料,直到華克終於點燃了吊著的提燈,於是她吹熄手上的小燈,轉身走進外邊破曉時分泛藍的天色中,像一隻眼睛忽然瞎了,當她有一下子隱沒在穀倉的暗影中時,身形突然暗下去了,然後,一出了門,又像煙消雲散了似的,盡管他們的眼光是一直跟著她的,不是走遠了,而是,真是這種感覺,溶解了,融化在這種其實是灰而不是藍,多半是白日的東西裡,因為不管發生了甚麼事,天總是要亮的,但是表面看來沒有任何力量,任何白日固有的特質,雖然已經模糊地分辨出路那邊的一道矮牆,一株大胡桃木樹幹以及,後面,果園裡的樹,但全是同一顏色的深淺變化,既無色彩,也無意義,彷彿矮牆、胡桃木和蘋果樹(年輕女子現在完全不見了)已成了化石,在這片鬆軟的,海綿質的和一律呈灰色的物質上僅留下了存在過的痕跡,現在一點點地滲入穀倉之中,喬治回過頭來,布魯姆的臉像張灰色的面具,像一張撕下的紙在眼睛的部份挖了兩個洞而已,嘴唇也是灰色的,喬治還在繼續他開始說的那句話或者不如說聽見他的聲音在說著(一定是說些像:「唉,你看到這女孩沒......她......」之類的)然後聲音嘎然而止,嘴唇也許還在無聲地蠕動,但當他看到這張臉時蠕動也停了下來,而布魯姆(他已拿掉了鋼盔,他那女孩般的窄臉在兩個招風耳之間更顯得窄了,不比一個拳頭大多少,從淋溼了的大衣僵硬的領子上伸出女孩兒般的頸子,像從甲殼裡伸出來,受苦受難似的,悲愁的,女性化的,固執的)一面說:「甚麼女孩?」而喬治:「甚麼?你怎麼啦?」布魯姆的馬還上著鞍曫,甚至沒有繫在柱子上,而他只是靠在牆上怕摔倒般的,馬槍一直揹在身上,連卸下的勇氣都沒有了,喬治又問了一句:「你怎麼啦?病了嗎?」布魯姆聳聳肩,一面離開靠著的牆站直身子,開始鬆馬鞍,而喬治:「好傢伙,別管這馬了,睡覺去吧!我輕輕推你一下你都會倒的......」而他自己幾乎已站著睡著了。

譯自「弗朗德之路」,子夜出版社

2011年4月23日 星期六

健全汽車保險,防止車禍殺人

此文寫在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2011年4月23日被判死刑之前......

文:楊年熙

藥家鑫自私心重,冷酷無情,欲以殺人淹滅車禍證據,

犯罪情節嚴重,但罪不該死。 


藥家鑫出庭受審,最終被判死刑,很快處決。



在關於藥家鑫案的眾多網路評論中,有一則“假如發生在美國”。作者徐賁做了長篇分析,指出若在美國,藥家鑫不屬於“一級謀殺”,不一定會判死刑。對長期生活在西方的人,此言不足為怪,即使不眀法律細節,也不太會感覺個人的信念遭到冒犯,乃至怒不可歇。進一步想, 其實問題不全在判決的輕重,而是這種案子根本不可能發生在美國,也不會發生在法國,甚至臺灣。美國和法國,以及其他先進國家,盡管照樣有江洋大盜或殺人魔王,但是出不了藥家鑫這樣肇事後揮刀殺人的“普通人”,因為有保險公司負責賠償,沒有任何鋌而走險,押上自己一生的必要。

藥家鑫在敘述他攻擊倒地的張妙時,反覆提到“他們說 ......”,“他們說撞傷不如撞死,鄉下人特別難纏......” 他若在美國或法國開車,不可能有這麼一個觀念在那驚險時刻浮現腦海,因為沒有人會告訴他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他唯一的反應將是趕緊撥電話求救,這才是一個沒有任何前科的大學生該有的常態。日前一名旅日留學生在上海浦東機場連刺接機的母親九刀,唯一上前救助的是名外籍人士。這種臨危救急的反應,在“老外”是不必經過思考的反射性行為,中國人則得思慮再三,怕惹禍上身,也就顧不到人命為大了。怎麼會如此?除了人和人之間的疏離和互不信任,也還是制度不周全的問題:社會大環境造就了國民性格。在法國,在自身沒有危險的情況下“見危不救”屬於刑事罪,而不必是肇事者,最高可被判5年監禁,75000歐元罰款。這既是一種法律制約,也是一個道德觀念。

藥家鑫自私心重,冷酷無情,欲以殺人淹滅車禍證據,犯罪情節嚴重,但罪不該死。這個案子開啓了前例,顯露出一角社會體制的空缺,若能借機深入反省和辯論定可有助於社會進步。誰都會有恨不得某人死了乾淨的怨氣,但不會真的動手殺人。藥家鑫那一刻的跨越是他個人和家庭的悲劇,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劇。案子發生後,網路上一片喊殺之聲。推理很簡單:“殺人償命”,其餘的一概聽不進去,稍有不同的意見便深惡痛絕,彷彿受到莫大屈辱,並以法律和公正為論據。但是,如果駕車將人撞傷,賠償全部由保險公司處理和負擔,他還會起殺念嗎?

中國汽車保險業發展過程曲折,人民保險公司在1950年便開辦了汽車保險,但認為對肇事者做經濟補償會導致事故增加,而在五年後停辦,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又從辦理涉外業務的汽車保險開始。到1988年,汽車保費收入超過了20億元,但是對第三者責任險的最高賠償額僅5萬到10萬元,碰到重大交通事故聊勝於無而已,而在歐美動輒數十萬,乃至上百萬“美元”(法國“人身傷害”保險賠償無上限,物質損失最高457000歐元)。中國達不到高額賠償,因為所繳納的投保費相對於車禍事故和傷亡人數,不成比例地偏低,也就是車禍過多,繳納的保費相對盈餘不足,如何彌補巨大差額缺口應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在藥家鑫案裡,死者張妙的父親索賠58萬元,藥的父母等了幾天才登門道歉,“因為沒有湊足錢”。若在法國,肇事者向自己的保險公司通報,然後就是雙方保險公司之間的事了。藥的母親後來也懊悔“給他買車買早了”。買車是因為他帶家教的地方遠,何不省去車的開銷專心念書而辭去家教呢?很矛盾的命題。他們新車的保險狀況又是如何?總不能撞傷人就殺人滅跡,否則終生拖個沈重包袱吧?難怪有人說“換了我,我也如何,如何......” 害怕賠償是藥家鑫殺人的動機,買車能不把事故賠償算進去嗎?何況他屬於易出事的性別和年齡層,在法國繳付保費最高。不過歐盟法院決議取消保險公司定價的性別區分,從2012年12月21日起生效。駕車肇事雖由保險公司賠償,次年起保費隨之調高,相反的,無車禍記錄獲優等積分,保費逐年降低。

法國於1958年將汽車機車保險定為強制保險,被查到無投保者以“輕罪”論,處以三年監禁及“第5級”罰款(1500 歐元)。1985年通過巴當岱赫法,規定由肇事駕駛人的保險公司統理對人身傷害的醫療鑒定,而加速賠償程序。反觀中國的汽車保險業,1984年時提出第三者責任保險為強制保險,但是國民投保意願薄弱,根據一份論文研究,就投保比例最高的北京市而言,今天投保率不到50%,農村有40%的車輛任何險都未保,一些農民因車禍賠償弄得傾家蕩產。業務不足,保險公司的服務質量相應低落,加上長期無序競爭和監管不力,車險價格已降到各類保險公司所能承受的最低點。而民間又欠缺車險和法規知識,遇事慌亂衝動就在所難免了。

藥家鑫的突然犯罪震駭人心,但嚴格說來不是單獨的例子。2004年3月,北京大興區農用運輸車司機李世民將一清潔工陳某撞傷,送往醫院途中越想越恐慌而將傷者丟棄路邊土坑,令他傷重死亡。李世民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若對造成此類不幸案件的根本原因不開始探討和全面逐步解決,只怕還會有存僥倖心裡的其他李世民或藥家鑫出現。

法文裡區分“司機”和“駕駛人”。三人同乘一車,每人都是有駕照的駕駛人,但一人充當司機。“駕駛人”的概念如同“軍人”或“公務員”,有其一定的行為準則和權利義務。

巴黎,2011-04-19

2011年4月13日 星期三

何謂激情犯罪? -藥家鑫案中的社會因素

文/楊年熙

當藥家鑫持刀走向倒地的張妙時,
那幾秒鐘裡不知內心有否一場天人交戰,
還是只想到“撞傷不如撞死”, 
這個從別人的車禍官司裡得到的觀念?


藥家鑫聆聽死刑宣判


駕車撞倒人怕承擔責任,車子不停直接逃之夭夭的例子是有的。下車查看則多數是要設法救助。肇事者停車,受害人按常理已有了一線生機,但發現人被撞死了,棄屍當地的例子也曾有聽聞,在那一刻,他的良心和勇氣受到了極度考驗,如何取捨,與其說是個人品格教養的反映,不如說是整個社會熏陶的投射。因為,汽車是個在公共空間使用的交通工具,駕駛時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是個社會性行為-和許許多多與自己無關的人,以及周圍的環境時刻發生關係。

當藥家鑫持刀走向倒地的張妙時,那幾秒鐘裡不知內心有否一場天人交戰,還是只想到“撞傷不如撞死”這個從別人的車禍官司裡得到的觀念?總之學校的公民教育,駕駛人的責任心與道德訓練都未能有足夠的份量來壓過他當時殺人的衝動。他腦海裡只有一個聲音:”傷不如死”!唯一能做的便是消滅這個被他撞倒的年輕女人,而且認為這的確是個辦法。他對事情大而化之的推理,對前因後果的無知識和無體認,做案的草率,其荒誕無稽令人百思不解,脊背發涼,感覺他將嬌縱頑童的心裡無限擴大,殺人就像搶玩具,否則就如同要對父母隱藏一次考壞了的成績。

藥家鑫這個撞人輕傷,回到車上掏出尖刀,將對方連捅八刀致死的例子,在世界車禍史上就不曾有過前例了。駕駛人只不過是個會開車的普通人,一如你我,絕非惡霸,除非患了精神病,如何能夠因為駕駛的失誤而成為蓄意殺人的兇手?造成車禍意外致人於命已被形容為公路殺手,這裡是隨身帶著利刃的,能怎麼說呢?

正因為駕駛人只是沒有任何犯罪傾向的普通人,負上車禍刑責便是醒不來的惡夢。一個好端端的公民頃刻間成了罪人,沒有任何預謀,只是碰上了命運的災星。到了這個階段,俯首認罪,賠償坐牢,按照車禍該負擔的責任接受法律判決,不管在那個社會,都無論如何到不了死刑或極刑的地步。藥家鑫在那致命的夜晚首先心理上沒有過這一關,他執拗地要將這個不該出現的惡夢消弭於無形,不願承認事情已經發生,而且很可以挽救。他蒙住眼睛往前奔逃,以為這樣就可以繼續保有他所擁有的一切優越條件。他其實很像個有高度潔癖的人,而張妙是個刺眼的汙穢,必須趕緊擦掉。令人驚異的是,藥家鑫首先判斷出張妙是個“難纏”的農村婦女,如果她是城市高層主管型的裝扮,他就不起殺人之念了嗎?

藥家鑫這次犯案和他的身份與家庭背景有極大反差,他在網路上受到厲聲撻伐,絕大多數網民認為該判死刑多半也在於此:他象徵了各種努力和價值追求的失敗,而更勝於一般罪犯,成了社會的恥辱和烙印。他自己看來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三月二十三日審判後的記者採訪中,他流著淚說,在獄中老看著自己的手,意思是這雙本來彈鋼琴的手竟然使他一夕之間從大學生變成了罪犯。他說他“殺害和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慘無人道”,都像撿人現成的字眼,並說“如果出去,將奉養張妙的父親和家人”云云,好像他還有“出去”的希望,即使出得去,別人也還等得到被他“奉養”的一天!他也確實很難分析當時的行為反應,因為他被罩在社會環境的大框架之中,養成了某種價值觀,是是非非混淆一氣。他最初那句“擔心鄉下農民難纏”,說得臉不紅氣不喘,好像是個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一個說得通的動機,而未明白這句階級偏見重大的供詞已足夠讓他在刑責上泥足深陷了,由此看出,這位二十一歲的大三學生頭腦裡是多麼紊亂。

案子的發生確實是件意外,夠不上“預謀蓄意謀殺”的最高級重罪。藥家鑫的辯護律師提出“激情犯罪”為辯解,指出他是一念之差,在情緒衝動下殺人,希望法庭從寬發落。“激情殺人”當來自英文裡“crime of passion”的概念,美國和法國法律上均有過判例,基本上都是在爭取陪審團同情,減輕刑罰。美國法律的涵蓋面比較寬,包括“因突然的衝動和憤怒,由口角打鬥而殺人等非預謀的罪行”,但是典型的“激情殺人”主要指“情殺”,最具代表性的是三角戀愛因妒忌而殺人。法國的判例則僅限於後者,亦即“我愛他,所以殺他”。也就是說,強烈的愛戀激情使當事人在極端狀況下喪失了理智,而無法控制自己。不論英美或法國司法概念裡的“激情殺人”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便是雙方之間有很深的關連,情殺不用說,即使口角打鬥也都有嫌隙甚至積怨。對於藥家鑫,“激情犯罪”要能取信於陪審團,關鍵在於他動刀之前,張妙對他說了甚麼而激怒他了嗎?就他自己的說法看來是沒有,充其量只是在“看他的車牌號碼”,這也是他的詮釋而已。


父母若沒有給藥家鑫買車,不至於有今天。還不能掙錢的在校學生便開名牌新車上學,不免促成個人社會定位的假象和虛榮。他獨自在車子鐵殻包圍下,更有一種在自己家裡和高人一等的幻覺。出事這天晚上,他沒有酗酒嗑藥,充分掌握駕駛的功能,竟然在交通流量稀少的時刻撞傷張妙,再在驚惶中續撞兩人,只能說是個技術拙劣的駕駛人,而且對騎車者和行人沒有養成格外警覺的機械反應,也沒有禮讓的習慣。

若車子是個進入社會規則管理範圍的工具,藥家鑫隨身帶刀則是個下意識的反社會行為:防範而不信任。他自首後未用“意識混亂,不記得做了什麼”來設法脫罪,而是直言不諱,好像沒明白案情的嚴重性,這片認知空窗令人費解,若非他在學校裡知識的吸收大有問題,便是家庭教育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狂妄自大,而失去遇事正確判斷的能力。父母望子成龍,對他管教嚴厲,苦練鋼琴之外,他“感到人生乏味”,車禍之夜的爆發很難說不是一種轉移目標的宣洩。這個年輕人罪不可赦,但家庭,學校和社會都有責任。再者,很難說不會再有那個“普通人”因社會規範和道德標準的鬆弛,錯誤的判斷,乃至人性的突變而成為犯人。從這個角度看事情也許比“激情犯罪”稍多點說服力吧!

巴黎,2011-04-11 

註:此文4月13日刊出上海東方早報,由於版面字數有限,在此另作潤飾補充(增加400字)。

2011年4月6日 星期三

攻擊利比亞狂人,薩科齊為何趕第一?

文/楊年熙


在國際聯合部隊支援利比亞反抗軍,對格達費的軍事力量進行針對性轟炸以及後續發展的熱潮中,法國總統薩科齊是位浪尖上的人物。用這種方法破壞的黎波里狂人的陸空裝備,是他最先提出來的點子,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1973決議是法國所擬的原案,巴黎也是第一個和唯一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臨時政府的西方勢力。但美國並非有意退居二線,而是被搶了先機。“身為全球精神領導”是歐巴馬的競選宣言,國務卿希拉瑞這次也指出制止格達費殺戮“刻不容緩”,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自然認為理應由她來提出決議案,未料到法國快了一步,令她大為光火。美國輿論界後來開始懷疑:我們參與利比亞戰事,莫非只在替薩科齊撐腰,讓他連選連任?很多媒體不免這麼分析,何況在選舉前發動戰爭是美國的傳統做法。但就剛過去的法國省議會選舉結果來看,薩科齊之強出頭並沒有增加他的選舉資本,可能還適得其反。這位超級好動的總統究竟為了甚麼趕第一?法國民意又如何看待?

僅從提高個人聲望爭取選票上去著想,對薩科齊的這個大動作其實過於簡化。有臺灣媒體回朔到查德內戰,但讓一位右派總統去算密特朗時代的舊帳也只是想當然而已。為了石油嗎?薩科齊上任後和格達費的關係並不壞,順應了利比亞狂人與西方親和的勢頭,還得以讓的黎波里釋放五名被判死刑的保加利亞護士和巴勒斯醫生。格達費於2007年底造訪巴黎,在艾麗榭宮總統府庭院內搭設帳篷居住,被人批評嘲笑,薩科齊則不以為意。如果不去介入利比亞內戰,法國多半還更能保有既得的經濟利益。

除了不住艾麗榭宮住帳篷,格達費2007年的巴黎行和薩科齊還有了些空中口水戰。法國總統說和格達費談到人權問題,後者則堅決否認,而且放言道:“要和我談人權,先問問貴國境內移民是否享有這個權利!” 格達費的狂態給艾麗榭宮主人心裡留下個疙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薩科齊從3月10日起便自黨內到歐盟高峰會乃至聯合國安理會,將出動戰機對利比亞做“有限度針對性攻擊”的點子提出來,需要其他更具說服力的理由。

美國女記者安娜.亞迫葆恩對法國政情非常熟悉,她也注意到將班加西反抗軍介紹給薩科齊的是法國的“流行哲學家”貝赫納-亨利.勒維。她說,美國沒有能夠對等的這號人物:襯衫紐扣敞開到胸口,娶了位嬌豔風騷的金髮女演員為妻,然後對各地的戰爭高度關注。勒維以充滿感性的語調勸說對利比亞做“人道干預”,不僅薩科齊聞言心動,外交部長朱貝亦受到感染,法國這次取代美國習慣性的“leadership”,當從這位哲學家的建言開始。薩科茲也許想,帶上點勒維的時尚對選舉不無好處,而朱貝一定記得前外交部長德維勒班當時在聯合國發表的反對美國進軍伊拉克的著名演說:現在又是一個法國凸顯外交成績的機會了。


此外,世界上有兩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國家,除了第一民主強國美國,便是人權宣言發佈地的法國。這個歷史淵源,再是世代更替,基本上仍是兩國政治領導人的精神底藴,也何嘗不在各自的民族性裡。此乃法國民間和政黨對薩科齊之介入利比亞沒有異議,甚至大表支持的原因。但是,法國畢竟是個成熟的民主大國,薩科齊想以攘外來安內,只是他個人的如意算盤。選民們沒有忘記從退休金改革,失業率居高,移民不安和世俗原則辯論等薩科齊任期內未能解決,或者有意挑起的各種問題。三月下旬剛過去的省議會選舉使左派社會黨上升,右派執政黨失地累累,其主流大黨民眾聯盟高層甚至呼籲自己選民,若剩下社會黨和極右派民族陣線對壘,將票投給社會黨。政府發言人巴霍安則和總統背道而馳,主張停止後者所要求的有關伊斯蘭和世俗化的辯論,總理費戎也認為應當審慎維護“共和國價值”,而不要在這類敏感話題上去撕裂社會族群。

薩科齊是位精力充沛,愛動腦經的總統,又喜歡凡事都由總統府打頭陣,甚至第五共和以總理為擋箭牌的習慣做法亦非他的行事作風。他事事躬親顯出他的勤奮,但問題解決不了他便成為眾矢之的,被媒體冠上了“長期危機總統”之名。不過,薩科齊雖是問題的製造者,也是危機的解決者,如法國名評論員亞蘭.杜亞麥所說,“他從個人信念和選舉計算出發,所作所為整體上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拿破崙主義的混合”。他在內政上的系列強硬舉措,以及為了爭取極右派選民而向他們感興趣的排斥移民等話題靠攏而使他形象受損,但是在國際舞台上,他確實屢次遇重大危機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諸如推動歐盟重新起步,2008年股市金融危機時發動歐洲各國的集體對策;接著的貨幣危機,也是他及時促成了緊急決策。至於格達費對自己人民的血腥鎮壓,薩科齊爭取到由國際部隊聯合反擊是場減緩苦難的及時雨,盡管有“越干預越糟糕”的指責和後續的難題。但稍微多一些民主無論如何勝過被貪污腐敗和強盜劫略所籠罩的政權。

巴黎,2011-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