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6日 星期日

隨機殺人誰之過?-台北捷運案的疑問

 作者/ 楊年熙

群眾殺手(mass killer)的出現看來悲觀而宿命,

但是少一個鄙視的眼光,多一句關心的話,也許可以救一個孩子,將來救一批人。


台北捷運板南線發生隨機殺人案,四死二十一傷。五二一成了社會哀悼日,也成了大眾的夢魘,短時間內濫殺無辜的“mass killer”事件在美歐出現三十餘年後,台灣也趕上了這趟車。“群眾殺手”究竟是什麼人?他不是有宗教和政治狂熱的恐怖份子;他所發動的不是出於政治、戰略或經濟利益的戰爭,但防不勝防,而且以求得一死為勝利(你便勝不了他);他不聽命任何人,不是你的仇家,根本不認識你,但是,你,以及社會,什麼時候得罪了他都不知道。仇恨的種子往往在幼年時埋下,茁壯到壓制不了時爆裂開來,他到一個醒目的公眾場所 -種子發芽的地方 -拉上盡可能多數的人陪葬。三十年來,這些人總共殺害了八百多人,致使一千人輕重傷,不算紐約雙子星大樓九一一慘案,比同時期極端伊斯蘭恐怖份子在西方國家境內造成的傷亡多出一倍。

當台北的小鄭捷在作業簿上寫捷運殺人故事的時候,美國的小亞當.蘭扎也在寫老祖母當街濫殺的小說,這兩個年齡相近的孩子隔著太平洋,卻不謀而合地做著同樣的事,數年後先後成為隨機殺人的社會公敵。亞當.蘭扎的父母沒有像鄭捷父母那樣為孩子的惡行下跪道歉(這也不是西方社會的文化觀念,而且很多父母親人首先遇害)。案發時,亞當和離婚父親已有兩年沒見面,他當天是先殺了母親再出門“辦事”。事隔一年半,這位父親接受採訪,表示多麼希望從來沒有生這個兒子,而且指出,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纽敦鎮,桑迪胡克小學殺害25人的亞當其實是自幼未檢查出來的精神分裂症病患;他不再諱言,因為這樣的不幸也可能發生在別的家庭。

因此這類在同一天,同一地點,短時間內殺害三人以上的“群眾殺手”(美國專案研究的定義)雖說有模仿因素在內,成因上的吻合卻與模仿無關,也並非偶然。誰之過?家庭,學校,社會?這種現象其實更像惡性腫瘤,由自身細胞的任意孳生最後損毀自己;對殺手本人如此,而殺手的出現何妨不是社會之瘤。當事人的性情人格首先潛在著易於“罹病”的因素,家庭和社會環境,以及突發狀況,提供了其餘成分。 從研究特別完整的美國的案例來看,群眾殺手多數出身中上層家庭(窮人家的孩子也買不起大量槍支彈藥、暴力電腦遊戲,以及全套舞台裝扮),父母離異的情況很多,卻不一定沒有得到良好照料,相反的,家裡望子成龍,而讓本來脆弱的小孩長期承受超出負荷量的壓力。鄭捷到捷運車廂內砍殺,因為捷運讓他聯想到通車上學的“艱辛”日子,而父母花高額學費,讓他上遠一點的重點名校,為的是將來好出人頭地。

五月二十三日發生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的七死命案,兇手羅傑的父親在電影界工作,他常有機會參加星光閃爍的各種聚會,家境富裕,但這些特權和校園周遭美麗的環境卻益發襯托出他的格格不入,相形見拙。羅傑憤世嫉俗的導火線是交不到女朋友,而對看不起他的“金髮美女”們欲殺之洩憤。台北的鄭捷和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中學的兩個殺手,埃里克·哈里斯和迪倫·克莱伯德都有同樣問題,他們在進入成人世界的路上,面對女孩子的自卑感變成了致命的絆腳石。群眾殺手全是男性,雖然和長時間內陸續做案的“連環殺手”之多屬性犯罪不一樣,兩性生活之無法煥發仍然是一個重要成因。

是什麼促使他們從幻想跨到實際行動的?後來不幸被人一再模仿的科倫拜中學案,事發當天,從不缺席的埃里克和迪倫沒來上課。埃里克午前駕車抵達,從行李箱拿出槍隻藏在黑色長風衣下,一個正要回家的男同學過來關心地問怎麼沒來上課呀?他答:“無所謂了!”,並囑咐對方趕緊繼續走他的路。那一刻,他沒有殺他,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句他平時從未聽到過的親切問候。然而,他和迪倫籌劃演練了一兩年的殺人計劃已經上了齒輪,停不下來了。這一念間的慈悲只是證明他們在犯罪源頭上所欠缺的人情溫暖。社會成員們該自責嗎?與生俱來的私心和生存的必要使我們往美好的,強勢的,利己的方向看,沒有太多餘力去關心離群的人。當被忽略鄙視的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瘋狂反擊的時候,我們除了恐慌,依舊不明就裡。何況,這類殺手表面看來正常,專家即使留意到了,也很難檢驗出禍根來。

從群眾殺手的人生歷程來看,一再的失敗削減了社會適應力,進而感覺個人價值得不到承認。在這個階段上,他們因危機解除不了而焦灼憂慮,非常接近有自殺傾向的人(75%殺手事後就地自盡,或故意被警察射殺)。不被擒獲,便維持了他們行動中間高人一等,像神一樣控制生死,而不為人世規則操縱的心理。鄭捷等著被判死刑,在那些死士們瘋狂的頭腦裏,也許境界上就低了一級了。至於2011年7月22日槍殺了77人的挪威人佈雷威克,他不僅要活下來,還振振有詞。專家們認為,法庭所面對的,不是個瘋子,而是個精神正常的魔鬼,將自己輸入殺人程式,然後做到底。

對有“被迫害幻想狂”的人,攻擊別人是他的合理自衛,因此事後幾乎從不後悔,也沒有罪惡感。鄭捷回答警察那句“為甚麼要道歉?”足以說明一切。這些看來悲觀和宿命的種種,還是使我們回到埃里克槍下留人的那一念之間,也許少一個鄙視的眼光,多一句關心的話,可以救一個孩子,將來救一批人。

2014/06/ 03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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