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抱一，法蘭西學院就位演說

◎楊年熙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於2002年6月13日當選法蘭西院士，繼承波旁布塞（Jacques de Bourbon de Busset）的第34號席位。一年後，2003年6月19日下午，程抱一由第40席位的彼耶－壤雷米迎接，正式在學院就位。第34席最早是由1751年過世的宗教及文學史大師費迺隆據有，波旁布塞是法王聖路易的嫡傳後裔。

在全體院士之外，應邀出席就位典禮的各界要人中包括法國總統代表麥斯特、巴黎大學學區長歌奈、巴黎市長德拉諾埃代表季哈爾、法國資料局局長德布瓦德弗、法文委員會主席塞基葛里教授、法國駐梵蒂岡大使摩海、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法國華裔國會議員曾憲建、巴黎前市市長提貝利、電視文學節目名主持人畢沃、巴黎陳氏公司陳克威、陳克光兄弟、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歐洲日報社長杜怡之。

正在希臘訪問的希拉克總統當天上午十一時親自電話祝賀。波旁布塞家庭成員二十人到場，他的子女在典禮結束後向新院士表示，彷彿看見父親的身影，感到十分欣悅。

程抱一在就任演說中先談了和法文相會的命運，提到一次大戰時被招募來法的華工的歷史，接著依照傳統評介前任院士。這篇演說將由法蘭西學院按慣例出版綠色封面單行本，和法國文化泰斗並列該院歷史文獻－從孟德斯鳩、伏爾泰、雨果、大仲馬，到柏格森、巴斯德、尤涅斯科和列維.斯特勞斯。

程抱一在席位上起立發表就位演說。／楊年熙攝影


程抱一法蘭西學院院士就位演說／全文摘要
 
◎楊年熙翻譯　


終歸該有一天，有一個人，在世紀更迭流逝之後，從歐亞大陸的彼端，崇文如聖的古老中國前來，來到這座殿堂，向一個西歐文明前衛國家的最高文化代表致敬。這一天當是今天，而這個人，他所能引以為榮的不過是愛好地主國的語文，甚至到了變為自己骨肉的地步。這是一個奇蹟，是因了各位才得以出現的奇蹟。是的，是你們以高貴的慷慨給了我榮耀，將我提升為這所至尊學院的一員，讓我今天得以完成有人視為歷史性的致敬動作。對於我，這件大事不僅是項榮譽，更標誌著生命新的開始。

這樣穿越歐亞大陸遠途而來，使我聯想到歷史上幾位大旅行家和朝聖者，他們的冒險經歷在文化和精神上都帶來深遠的影響。最獨特的自然是中國唐朝的歷史名人，七世紀時的佛教僧侶玄裝。當時佛教已傳入中國三到四個世紀，主要經由邊界地區的遊方僧人透過粗略的翻譯引介。玄裝決定前往佛教誕生的地方。他歷經艱險，抵達印度，潛心學習梵文，研究經書典籍。有了他回國後的翻譯介紹，中國方認識到佛祖教誨的原本，以及後來衍生的各個流派。佛教在中國的傳布和發揚，玄裝是個關鍵，所造成的影響有二：一方面，這個宗教給中國帶來新的思想境界，激發道教和儒家的更新，其次，佛教在印度逐漸式微，卻因中國的關係轉變為傳達給世界的訊息，而獲得了普世性。有了這段古代中國的歷史，再參照現代中國的情況，我乃了解到真正的文化交流是多麼重要：能使一個成熟的文化不至僵化，得以從本身歷史的根源不斷產生豐盛的形而上演變。

在我卑微的層次上，我一直喜歡這個“朝聖”的想法。我年幼時在中國因時局變遷而隨父母長途跋涉，已經自視為“人間的朝聖者”。後來，命將我變成了“西方的朝聖者”。為尋找歐洲最好的部份並與之對話，我從不預定追求的範圍。我遍訪名勝要地，吸收所有領域的知識。如果必須說明我對哪些門類最感興趣，那麼是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以及所有歷經時間淘汰篩選的文學和藝術創作。在精神層面，則是基督教傳統中的價值，其追求和研究成果。

現在我是以法國人的身份向各位說話。我在三十年前成為法權、精神和心靈的法國人，當然是從我入籍開始，但更是從我決心轉向法文那一刻起。法文從此成為我創作的武器，或者靈魂。這個文字，如何盡訴我的感謝之情？它是如此和我的日常生活及內心活動緊密相連，根本是我命運的標誌。它使我和故國文化及生活經驗拉開距離，而獲得全盤重新思考的能力，並將思考的結果轉化為再創造。法文遠未切斷我與過去的聯繫，相反地將之承擔下來。這個文字內在的品質迫使我措詞組句日益嚴謹，分析日益精細。借著它，我得以直接研讀歷史名著，聽到許多公開表達的想法和私下吐露的隱情，我也就進入文體研究的核心，這種對文體和風格的嚴格要求是法文的精髓，激發起不斷往上提升的欲望。

我所提到的這些好像註定了法文應該是一種普世文字。不論是經由文字還是文化，法國總在闡揚普世的理想，這點毋庸置疑，即使大家都知道需要不斷耐心爭取，以及由於人性的軟弱，而難免會有疏漏。在我看來，法國是西歐的“中央之國”，朝所有方向開放。這就有如一棵大樹，從根部吸收來自四方八面的影響，有的相互衝突，有的截長補短。法國思想家都一定經歷辯論和對話的階段。大思想家必定能夠超越自我，提出更深廣、寬厚、更有概括性的見解，讓其他國家的人民也能從中得到感應。

法國其實很早便想到中國，甚至在法蘭西學院內部：伏爾泰是出於直覺的好感，孟德斯鳩是以評論的態度。漸漸地，因著社會的演變，法國為自己定下吸納和維護普遍價值的天職。如德夏爾丹所說，“所有朝上提升的最後必然聚合”，法國的天職是向人最深的通性、最能澈底分享，也就是最高尚的東西開放。共和國的座右銘提醒我們，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文化以如此顯著的方式，為一個社會生活型態定下敞開的地平線。我很高興能參與這樣一個重大的人類冒險。

說到法文的此項特點，我想起從前聽到的兩個見解。一是由保羅.瓦樂里的女兒，雅卡特.胡爾轉告。她父親常說，法國是一個熔爐，人們在裡面“成為法國人”。這位大思想家認為，這個說法不僅適用於入籍的外國人，也適用於土生土長的法國人，因為所有法國人，在某個時刻，都必須努力體認法國的特殊天職。另一個見解來自工業家貝里耶。他對我說，法國人時刻在注意普世性問題，因此每當碰到無法處處行得通的具體決定時便會坐立不安。貝里耶認為這是一種缺陷，不夠務實。他說：“你請法國人修個雞院子，他們給你建座大教堂！” 我同意其間的不合適，但是不由自主地看出了一種偉大。也許正因為有這種精神，文學上才出現雨果、巴爾扎克或普魯斯特。

我在談法國。我談法文、談法國的文化和特殊天職，自然不會忘記它起伏動盪的歷史，亦記得我從季歐諾、葛蕾特，尤其是日奈瓦作品中認識到的富饒多樣的鄉土人情。這裡成了我的家鄉，五十年來，我有充裕的時間浸淫感受。我是河的子民，既被長江黃河所塑造，血液中亦流動著法國的河流。我曾回朔盧亞爾河的源頭，順著賽納河及隆河走到入海口。我迷惑於馬恩河的母性，默滋河的曲折迂迴，夏朗特河的開朗自在。我忘不了伊澤爾河、多爾多涅河、杭斯河。剩下的一個念茲在茲的願望是，好好認識北方邊界的諾爾省，這塊遍地歷史的土地曾飽受侵略和戰火，上面灑了多少法國子弟的鮮血，在一個較小的層次上，曾是我故國同胞犧牲的地方。

很多法國人都不知道，在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法國和英國軍隊召集了約五萬名華工，補充嚴重缺乏的人力。他們沒有武裝，任務是挖掘戰壕、運輸物資、修築公路、發掘和埋葬屍體。在敵人的砲火和傳染病肆瘧下，很快有二萬多人死亡。今天在索姆省諾耶－蘇－麥市的墓園中有數百座墳墓可供人憑弔。在當時，由於和華工有語言溝通上的困難，需要中文和英文翻譯。先父時在美國留學，便越過大西洋，應聘來到諾爾省。以後，每當他和我談起法國，一定會提到斯瓦松市－他當年工作的行政區。

直到三年前，2000年時，才得以如願認識諾爾省。一條無形的線好像已將我和法蘭西學院相連。那一次的逗留主要在瑪葛麗特.尤瑟娜過去的住家，後被改成作家休息寫作的別墅，“黑山園”，在靠近比利時和法國弗朗德勒接界的地方。我在那裡寫第二本小說“此情可待”。2002年3月，我再度到這座作家屋，為的是編撰論述集“對話，一份對法文的激情”。有一天，黑山園主任居伊封丹開車載我到城裡赴約，我們傍晚才走上歸途。當時是冬季的尾聲，鄉間風景籠罩在暗灰色調裡，許久才偶爾在遠方出現幾片綠地。很快，下起薄霧般的毛毛雨，在落日餘暉下透著淺紅。開車的居伊封丹突然叫我看右邊。

今天他的聲音還彷彿就在耳邊，他說：“啊，多巧！那邊那座村子叫做魯布若克，是十三世紀方済各會修士吉佑姆.德.魯布克誕生的地方。他替國王路易服務，在聖路易率軍東征時曾隨同前往巴勒斯坦。1253年，國王派他往訪蒙古。他花了兩年時間，跋涉一萬六千公里路，抵達即將建立大元帝國的蒙古宮廷。實在太湊巧了。”

我這位嚮導繼續說道：“有一個人從這個偏僻的角落出發，去到中國的邊區，七個世紀後，您從中國來到此地，今天晚上就在這個偏僻的角落，好像是個偶然，又像被人導引。我真的感覺，一個大環扣，穿過時空，在這裡扣合起來。我甚至說，在這裡完成，因為您走得更遠，變成了法文作家。” 我還來不及表示感動，他又接下去：“談到作家，您知道聖路易有一位作家後裔，波旁布塞嗎？”

聽見這個名字，我心理一驚。在這個2002年的3月，我入選法蘭西學院之前三個月，我已寄出了申請信，但是未告訴任何人。聽見居伊封丹這麼說，我只是喃喃應了一句。因為當時我深受震撼。好像從這些令人欣喜的各種巧合裡聽見命運的聲音，這個終於充滿善意的聲音在宣佈積怨消融後的大和解。我很早便顛簸流離，每當我徘徊在犬狼莫辨的黃昏，或迷失在陌生的地方，總有一股深沈的憂愁浮上心頭。但是那天，在弗朗德勒之路上，我感受到親密的返鄉心情，如同正在靠岸的水手，有一種會被各位熱忱接納的預感。我知道這次返鄉的目的地不是一個小小的家，而是一個我終生找尋的精神祖國。

（程抱一接著評介波旁布塞的生平和著作）

2003-06-19巴黎歐洲日報及臺灣聯合報系／2010-07-20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