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年熙
南平實驗小學前的群殺血案傳出，對慘案的感受已無字可形容，如同發生在美國校園的同類事件，除了不帶感情的套公式新聞報導，或對罪行成因的一些專家分析，沒有人能從文學層面說出我們的傷痛和深沈的無奈。社會大眾一方面為了在心理上自我防衛，而寧可將南平事件視作罕見特例，總不可能再落一顆炸彈在同一個坑裡吧！然而，三月二十三日以來，以幼年孩子為對象的集體砍殺卻一件接著一件發生，而且，不論是清楚地蓄意行動還是意識模糊的精神病行為，都走向罪案的最最極端：濫殺無辜、在群體中進行、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尤有甚者，針對小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孩子下手，亦即從下一代倒轉而上，重創同代的父母和上一代的祖父母輩：兇手要將社會連根拔了，給他自己陪葬。
四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廣東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和江蘇省泰興中心幼兒園先後發生持刀襲擊案，造成總共五十人輕重傷，至少五名幼兒性命危急。而之前在四月二十一日時， 廣西合浦縣西場鎮西鎮村亦發生精神病人砍殺路人案，二死二十五傷，包括一名八歲男童。
一個不幸的巧合，巴黎這兩天為一件精神不正常男子當街殺了一個正和小兒子踢球的父親而激動不已，再開始討論預防精神病犯罪，乃至監獄管理的問題，甚至出現質疑廢除死刑的聲音。中國和法國在這方面的發展有起步先後的很大差異，但即使以法國的先進也無法絕對防患於未然，而且有一些為人詬病的司法漏洞，殺人犯從精神病院釋放出來再度殺人的例子屢見不鮮。若真要比較，巴黎克里西市的布哈姆在區內晃蕩三天，終於當著受害人小兒子的面殺了47歲的父親。他可能受到突發刺激對偶然碰到的人下手，而沒有選擇譬如說一座學校為對象，嚴格說來行動中的抗議成份少，哪怕只是下意識的。中國在短期內的一連數件校園血案則目標相同（不論是否精神病患），幾乎像傳染病，這是最可怕的地方。幼年孩子愛之唯恐不及，罪犯的兇殘不僅反社會，也在反為人的天性了。
巴黎克里西市28歲的犯案者逃逸後被捕，隨即送進精神病院。他在2002到2008年中間“十一度因精神病住院”，2009年一月最後一次進去。在造成命案之前，他曾在別處先後刺傷過數人。因此為何未及時舉報？為何將他放出來？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至於福建的鄭民生，廣東的陳康炳和江蘇的徐玉元，得到過醫藥治療或社工關注嗎？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和中國精神病醫生近期共同在醫學雜誌The Lancet（柳葉刀）上發表的報告，“中國多達1.73億成年人患有精神病，絕大多數從未接受任何治療”。因此，校園加強安全防備只是治標，還不一定有效，要長遠減少此類看似盲目又極其殘忍的犯罪，必須從照顧精神病患入手，研究致病的原因，盡量減少各種社會問題造成的壓力。所謂“社會和諧”，不能只是表象或一句口號而已。
蓄意犯罪牽連廣泛，要加以防範，精神病學也徒呼負負。隨時可能爆發的精神病犯罪，能否預防，又該如何預防？
法國聖安娜醫院精神科教授奧里耶 （Jean-Pierre Olié） 認為，首先應從精神病例的有效檢驗和提高治療品質著手，阻止病情惡化，避免變成定時人肉炸彈。最好的檢驗工具則是隨時更新的統計數字，其中考慮到當事人是獨居還是和家人一起生活，以及過去是否曾犯罪坐牢，然後據之估量發作反社會行為的危險程度。法國重罪法庭對被告一律做精神病檢查，但僅顧及個人心理和精神狀態的描述性分析，對他未來的人格變化，累犯的可能性均掌握有限。
法國20％的囚犯有精神分裂症，將這樣的病人繼續留在一般監獄中對他自己，對其他囚犯，以及對社會都非常危險。獄中的生活條件使得病情加重，延遲治療也減低治療的功效，從而增加累犯機率，而且犯罪方式荒誕無稽，不可預見。 奧里耶說， 分辨犯罪是否蓄意非常困難，從分析犯罪行為來定一個精神病患的刑事責任其實很不可靠。精神分析的使命，更是在事前檢驗出危險性精神病例，給與適當合理的治療，並隨時回應病人周圍人士的需求。對精神分裂症，在藥物治療之外配合心理治療和社會輔導。這些都是保護社會免受危險精神病人傷害的工具。停止治療，任病人酗酒、吸毒、不予理會等，都會讓病患與社會脫離，以致引發嚴重的反社會行為。
新聞報導均提到，廣東雷城第一小學發生操刀亂砍案，正是南平實驗小學案兇手鄭民生被正法當天。不能說二者之間有關連，甚至不確定雷城的兇手是否知悉槍決的日子，或受到連帶刺激。
在為受害的死傷者哀痛時，也必須想到殺人犯本身及其家人的不幸。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元素，人格成形的搖籃。家庭問題不能及時發掘和匡正，勢必給社會帶來後患。社會世態炎涼，太多的嚴酷或冷漠會減少防阻不幸的能力。在有關當局的政策之外，可能社會上每個人都得冷靜思考，提高警覺，共同擔當起防範的責任了。
2010-04-29，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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