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謊的人，假醫生滅門案

霍曼和妻子弗洛朗絲。


兩部影片改編自此社會新聞。由大明星奧特依主演的“無可懷疑”電影海報。


他沒有任何別的身分，離開了家庭這個舞台，他從不曾扮演任何別的角色，面對的是一片空白，他畢生精力就是在營造和維護這個謊言……



法國和瑞士交界的傑克斯（GEX）更等於日內瓦的郊區，住了許多國際機構或跨國公司的工作人員，他們每天通過邊境關卡去上班，最近的只要開十五分鐘到半小時的車。江─克勞德‧霍曼（Jean－Claude Romand）就是這樣隨著來來回回的人潮跑了七年，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到世界衛生組織去，他是那裡的醫學研究員和高級主管。

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凌晨四點，垃圾車經過他家門前發現屋子內起火，濃煙從一個開著的窗戶冒出來。消防隊員趕到時，拖出了三具燒焦的屍體，是霍曼的妻子弗洛朗絲和他們的兩個七歲和五歲的兒女；霍曼是唯一的倖存者，但陷入深度昏迷。他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呂克到了現場，這位醫生發現弗洛朗絲面部完好無損，將她的頭扶正時，手摸到她後腦上的一大塊傷口，他向消防隊員指出來，後者未太在意地說，很可能是被倒下的樑柱什麼的擊到的。但警方只花了兩天的時間，打了一些電話，就揭開了一個說了十八年的謊言，很快排除掉各種走私販毒或國際間諜等的推測，確定是霍曼殺了妻子兒女，以及他住在一小時車程外的父母──也就是說，所有他不願意他們為他的謊言傷心的人。這是他在法庭上的說法；他於一九九六年被判無期徒刑。


以畢生營造一個謊言的江─克勞德‧霍曼

今年年初，一本小說和一部電視紀錄片先後問世，又帶起了媒體的關注。小說的作者艾曼紐‧卡雷赫（Emmanuel Carrere）上了由畢沃主持的著名電視書談節目，紀錄片在一月二十三日週日晚間播出。小說和紀錄片的內容不僅不重複，而且相互為補。寫小說的計劃前後醞釀了七年，材料主要來自作者在法院的旁聽記錄，而不曾和霍曼本人有過深入談話。卡雷赫最後決定採取樸實中肯的敘述法，他在完結語中說，寫這本書「只能是一種罪行或一種祈禱。」他相信霍曼在監獄裡歸衣宗教，向上帝懺悔是真心的，他說：「我若沒有這一絲信念，根本不可能寫這本書。」

由卡亞特（Gilles Cayatte）和艾荷爾（Catherine Erhel）合作完成的紀錄片，則填補了書中幾乎完全沒有的與相關人士的對談，採訪了弗洛朗絲的家人，在「沒有霍曼，也不談命案」的處理方式上，設法剖析這件百思不得其解的案子。他們說，到今天才拍這部紀錄片，因為需要時間的沉澱，早幾年時霍曼岳家的人，周圍的親近朋友都無法接受採訪，即使在這部片子裡，他們神色的倉皇無著，依然遺留著受騙的驚悸（自己也許死裡逃生呢？），以及不知如何安頓價值判斷的茫然。

事實上，霍曼悲劇的重點到後來不再是冷血殺害他在世間最親密的人，而是他那個編了近二十年的謊言，尤其在這個「世界衛生組織」醫生的假冒身分之下，他沒有任何其他身分，離開了家庭這個舞台，他從未扮演過任何別的角色，所面對的是一片空白。他畢生的精力就是用在營造和維護這個謊言上。他每天上下班之間的時間在做些什麼？他維持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的生活費是怎麼來的？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懷疑他在說謊，沒有人打過一次電話到世衛組織去找他？他在法庭上說：「聽起來難以置信，但事實經過就是如此。
我們卻無法滿足於這樣一個說詞，這個聞所未聞的大悲劇，許多荒唐到極點的細節，他周圍的人，和今天這個過分注重外表的功利社會，難道沒有一點責任？霍曼的案子也確實令人著迷，他把每個人都會說的一點小謊無限擴大，超出了一切虛構小說的想像範圍。卡雷赫則說：「這件事最神祕的，就是它根本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我們難得一見魔鬼的面孔！」

卡雷赫在一九九三年命案發生時就設法和霍曼聯絡，後者二年後答應了將他的事情寫成書。作家在書的形式上猶豫良久，最後放棄了重新組織的虛構手法，好像他必須盡量中肯，不能再編造謊言，因此霍曼的故事絕大部分是由法庭上的審判組合而成。小說定名為《對手》（L'Adversaire），書裡解釋說，在猶太文中，《對手》有撒旦或魔鬼的意思。巴黎以高級知識分子為對象的中間偏左日報《世界報》的一名記者在報導法庭審判時，第一次用了「魔鬼」一詞：「我們難得一見魔鬼的面孔！」

魔鬼是天主教裡與上帝對立的概念，江─克勞德霍曼卻是一個虔誠天主教家庭的獨生子。卡雷赫在書中說：「這個家庭裡有絕對禁止說謊的家規，虔誠地撒謊也就在所難免了。」霍曼從小到大都是父母師長眼中的乖孩子和好學生，大家都認為他將來一定光宗耀祖，成為地方上的人才。他的母親向來體弱多病，為了不要再增加母親的心理負擔，霍曼自幼學會了把所有苦水往肚子裡吞，只把笑臉和漂亮的成績單呈現給母親。小霍曼有什麼委屈只向家裡養的狗訴說，有一天狗不見了，他相信是被父親射殺了。在法庭上說到這段往事時，他突然全身劇烈顫抖，倒在地上打滾。


一九七五年夏天，他走上了岔路，十八年後導致這個滅門慘案。

他的父親是林務管理員，這是個很容易在小處做假，用謊報數字來貪汙的職務，因此從事的人必須亮節廉正，也因為這一點很受地方上尊敬。霍曼本來想走同樣的路，後來改學醫，因為林務員受到的尊敬畢竟比不上醫生，也許他也抱著將來治好母親的疑難雜症的心願。

一九七五年，醫學院二年級的夏天，這個好學生沒有去參加學期考試，確實如他在法庭上所說，在樓梯上摔了一跤，造成右手腕骨折嗎？還是他未來的妻子，當時不理會他追求的弗洛朗絲使他害了單相思？今天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證據。他後來也沒有參加九月份的補考，在父母替他租的小公寓裡悶了幾個月，只向家裡說，他考試通過了，升上了三年級。

當時他還來得及回頭，但是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名字不在公布的名單上，假期中也無人理會他在做些什麼。當唯一的好朋友呂克終於來敲門時，霍曼也許覺得事情太過於荒唐，也感到羞恥，而錯過了這個告白的機會。他給了對方一個人人都能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合理」說法：他這個好學生「順利升級」。至於怎麼好久不見人了，他說他得了癌症。這也不全是臨時杜撰，他倒希望這是真的。如果一個人快要死了，一個謊言還算得了什麼？說不定他潛意識裡也知道就此走上一條不歸路。十八年後，在眼見即將真相大白時，他又謊稱得了癌症。


床頭人與親戚為何全被欺矇？

霍曼無法面對他這第一個謊言，只好繼續用別的謊言來掩蓋。先從他直到一九八六年為止的醫科學業開始。卡雷赫在書中說，他在課業上所下的功夫不下於一個真正的醫生。他照常去上課，還經常借筆記給同學，寢室裡有全套當年的教科書和講義，考試前後在門口晃晃，趁人不留意時悄悄走開，至於通過考試的名單，他對法官說，名單那樣多，又是張貼在玻璃櫥窗後面，看不很清楚。這些邏輯上都說不過去，他說：「我知道你們不相信，可是事情就是這樣的。」

因此霍曼在二年級重複註冊了十二年。對里昂醫學院行政當局而言只是個「學號」的這名影子學生到一九八六年校長易人，不再混得下去時，便宣稱「畢業」了，成為正式的「醫生」。好朋友呂克做了得每天替人看病的普通科醫生，他則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員，研究發明藥品，在日內瓦本部工作，後來升任主管。一直拒絕他的弗洛朗絲終於也嫁給了他，替他生了一女一兒。

弗洛朗絲本身是藥劑師，和霍曼在醫學院同學，因唸醫科失敗而改唸藥劑學。她怎麼從未懷疑到枕邊人在騙她、騙孩子，騙自己的父母親戚友人？日常生活裡面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露出破綻，或者她下意識地只看到她願意看的事？在紀錄片裡，她生前的一個鄰居女朋友說，在霍曼身邊，她像個被寵愛的孩子，很高興由他全權處理一切錢財出入、報稅、繳房租學費等等繁雜的紙張問題，自己從不過問；也接受了他將職業和家庭截然分開的態度。她的兩個兄弟在回答採訪時說，霍曼很會在恰當的時候說出恰當的話，有什麼要求總是透過弗洛朗絲之口，讓人找不出反對的理由。這裡指的特別是錢財方面，因為霍曼做了十幾年世衛的醫生，配得上他身分的「收入」，全是從岳家和自己父母親戚那裡詐騙來的。他對他們說，以他國際公務人員的特殊身分，可以在瑞士銀行以百分之十八的高度優惠利率存款，但必須存在他的名下。這些人有一筆不急著用的錢，準備多積存一些傳給子女，立刻信任了他。只有他的岳父一九八八年時想買輛新車，要求他還錢來。這位老人有一天從家裡的樓中樓上摔下來死亡，當時只有霍曼和他在一起。他在法庭上堅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說：「否則多承認一件有什麼不同？」


悲劇人物、江洋大盜還是卑鄙的騙徒？

《對手》的作者在這裡評論道：「就刑事而言確實沒有什麼不同，因為死刑已經取消了。但就道德上，或者從他給自己製造的形象上來講，就完全不一樣了；做一個被難解的宿命現象擺佈，犯下令人驚駭也令人憐憫的罪行的悲劇主人公，和一個謹慎地專找家裡的老年人和無知識的人下手的小騙徒，為了免於懲罰，而將岳父推下樓，二者間的差異就不可以道里計了。」因此卡雷赫指出，霍曼一九九三年的滅門案超乎一切常情，使他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和江洋大盜一樣多少帶有傳奇色彩，但是岳父這件一九九六年時做了不予起訴判決案子，不論真相如何，終歸使人聯想到，他基本上是個卑鄙的騙徒。

能夠騙得成，因為霍曼是個很有魅力的人，包括在監獄裡，都還和探監的女老師（曾教過他的兒子安端奈）有過一段情，寫情詩給她。政要亞蘭卡利隆被關在同一監獄中時邀他一起散步……。岳父過世後，家人對他的信任不曾稍減，他反而更成了全家的倚靠，弗洛朗絲的弟弟說，有什麼事情，大家都說，等霍曼來了再講！而且，「世衛組織的醫生，我們普通小民望塵莫及，那裡懂得……。」他做學生時，父母替他買的公寓後來轉賣出去，得到的三十萬法郎他留了下來，現在父母住的獨院房屋嫌大了，賣得一百三十萬法郎，也交給他去生利息。他卻開始大筆揮霍，找了一個情人，在巴黎的四星大飯店幽會，經常送名貴禮物給她，他在法庭上說，這是在「否認金錢的價值」。


滅門血案倒數計時……

情人柯琳娜是個剛離婚的心理學家，帶著一個小女兒生活。霍曼在她面前扮演結交權貴的國際名醫的角色，而且他知識廣博談吐不俗，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謙虛的專業知識分子。柯琳娜也交了九十萬法郎給他存進瑞士銀行，後來她堅持要把這筆錢領出來，而他已經還不出來了。拖延不下去，他最後跟她說，無疆界醫生組織創辦人，曾任部長的庫希奈早要邀約他晚餐，他們現在就選一個日子吧，同時在這天還錢給她。

結果時間定在一九九三年的一月九日，死刑執刑現在開始倒數計日。在這期間，他母親很驚慌地告訴他，第一次收到銀行通知透支四萬法郎的來信；弗洛朗絲在外面則聽一個認識的醫生朋友說，新出版的世衛組織電話簿上沒有江─克勞德‧霍曼的名字，對方認為，世衛的財務編制很多，霍曼多半屬於另一個編制之下，和弗洛朗絲只是不疑有他地隨便提起。後者則聯想到，剛碰到一名丈夫也在世衛工作的太太問她，為什麼他們的孩子從來不參加世衛主辦的耶誕晚會？

一月八日星期五，霍曼照常送孩子上學，晚上全家在餐館吃飯，很早便回到家裡。孩子們第二天要參加小朋友的生日會，兩人畫好隨禮物附贈的卡片後，就上床睡覺了。弗洛朗絲接到母親的電話，向她訴說喪夫以來的憂傷，弗洛朗絲受到感染，掛了電話便在沙發椅上飲泣。霍曼坐過去，把她摟進懷裡安慰她。他後來在法庭上說，從最後這個景象到他發現自己手上拿著沾滿血跡的擀麵棒，中間是一片空白，他記不起來弗洛朗絲最後說了些什麼。一月九日一大早，電話響了，他回答對方說，弗洛朗絲當天晚上不能參加主持教義課的餘興節目，他們要到她母親家去。

兩個孩子被電話鈴聲吵醒，他叫他們別打擾還在睡覺的媽媽，父子三人下樓吃了早餐，依偎在沙發上看電視，他坐在兒女中間。他知道，殺了弗洛朗絲之後，孩子將不得倖免，向他們說了許多溫存的好話，然後說感覺他們有熱度，讓小姊弟分別先後上樓去量體溫，像玩遊戲一樣蒙上被子，他再拿起裝了滅音器的獵槍……。他用冷水洗乾淨了血跡，帶著這把他十六歲時和父親一起去買的獵槍開車到父母家去。根據驗屍的結果，他們一起吃了午飯。他母親是唯一正面中彈者。《對手》的作者說，老太太也許意外在那一剎那過早回過頭來，萬萬不解地看到這個人人稱道的孝子竟然有一張魔鬼的面孔……霍曼在法庭上說，開車離去時，他又習慣性地回頭望望大門口，他每次造訪時，父母一定倚門相送，他總是難過地想，父母又老又病，也許是最後一次看見他們了……


七年來的生活有如進入「虛空的無人島」

霍曼接著換上隨車帶著的西裝去接約好的情人柯琳娜，同到芳丹白露森林去赴庫希奈的宴會。車子迷了路，只好打電話取消約會。在一處公路邊的休息場上，他企圖殺害柯琳娜，後者拚命掙脫，他也驚醒過來。在回程的路上，這位女心理醫生儘量發揮專長平撫對方，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霍曼回到家時天已經亮了，樓下客廳裡看來溫馨如故，孩子們的圖畫還在桌上。到了晚上，他知道拖延了那樣久的最後時刻到了，換上睡衣，在屍體身上和屋子裡澆上汽油，在凌晨四時前不久點上火。控方在法庭上說，他知道垃圾車每天四點鐘經過……庫希奈回答調查人員說，他從未聽說過霍曼其人，也沒有房子在芳丹白露。

霍曼從一九八六年離開醫學院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初的這個週末，他七年來，每天提著公事包出門，就進入一個虛空的無人島。起初是將車子停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停車場上，身上掛著訪客的識別牌在大樓內所有訪客能到的地方活動，咖啡館、書報攤、書店、圖書館，買了大批書報，看上一整天。後來隨便找個公路休息站呆著，記得每次換個不同的，免得被人認出來。他不時會到外地開研討會，這時弗洛朗絲替他準備衣箱，買好當地的旅遊指南，他便找個旅館住上幾天，仔細研讀指南，回家時可以向人講述旅行印象，也不忘帶給孩子們在機場買的紀念品當禮物。這種沒有任何旁證人的生活，卡雷赫說，就像他這個作家長期閉門寫作時一樣，久了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存在。

他的好朋友呂克說，他有一次請一位心臟科醫生在家吃飯，邀了霍曼作陪，主客之間聊了許多專業話題，客人事後對呂克說，霍曼的知識令他「自形慚穢」。霍曼在法庭上回答審問時說，醫生這一方面是假的，但他對父母妻子和兒女的愛絕對真誠，他一直是個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父親；他的真和假其實也不能用一般的尺度衡量。和柯琳娜來往，他是否想找一個訴說真相的人？發現這也不可行時，他開始瘋狂地花錢，加速末日的到來？他想到過離家出走，就此失蹤，但他已經編造了一個生活，如何再編另一個？他沒有自殺，因為「不忍心所愛的人活著面對他的真相」。其實，他的一生都是在拖延觀望，能拖一時是一時，希望遮掩他謊言的奇蹟不斷出現，包括他最後的自殺都並不決絕；一方面他也是活在等待死刑的緩期執行之中。他特別會流汗，經常濕透床單，弗洛朗絲的弟弟說，當是因為他得時時刻刻照顧著他的漫天大謊。


社會新聞還是傳奇小說？

霍曼這個姓氏的發音在法文裡面和「小說」是同音詞，這是個神祕的巧合。但他的故事遠遠超過了一切虛構的情節。卡雷赫說，他沒有用小說的手法來處理，因為太不可信了。一九六六年首創「非虛構小說」一詞的卡波提（Ｔruman Capote）以一件社會新聞為題材所寫的《冷血》（In Cold Blood, 也拍成了電影），以六千頁的調查報告為基礎，仔細地描寫了殺害一家四口的兩名兇手的一生，從他們的童年直到最後坐上絞首台。
卡波提在敘述中步步跟隨兇手貝里和迪克，結果在文學效應下使讀者對他們產生認同的心理，被迫改變了既定的社會道德觀。卡雷赫則選擇了不做批判的中性語調，很小心地和他手中的題材保持一定的道德尺度，注意的是作家本身在其中應該處於什麼樣的地位。但文學面對這樣的素材究竟能做什麼？如果寫了出來，將這件社會新聞提升到傳奇的境地，又謹慎地堅持這個本來已全屬捏造的故事的真實，畢竟脫離了應有創意的文學。剩下來，霍曼事件的出現不也是在提醒每一個父母妻子丈夫或朋友：給人失敗和犯錯誤的機會，他才會真正重新站起來。


2000年4月刊出聯合副刊、歐洲日報/2010-02-18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