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學潮四十週年

地磚之下是海灘⋯⋯


前言

四十年，當時的大學生即將從職場退休，引起人口結構和社會意識大變動的戰後嬰兒潮將由新一代人替代。四十而立，今天來回顧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學潮，倒是能夠在充分的距離之外，忘記偏見和衝動，留住緊要事實，讓歷史學家們的筆保持冷靜客觀。

對一個時代，四十年固然是個大生日，但若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突兀的批判，這個生日也可能為人淡忘，至少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成為所有媒體和出版界的大事，從專題報導、公開講座、新書出版、紀錄片發行、網路收集證詞、大報的電子版重刊當年報紙等等，不一而足。四十而立變成了中年危機，候選人時的總統的莽撞觸到了歷史痛點，法國人反彈起來，開始檢討過去，尋找未來。

學生領袖科恩邦迪特帶著嘲弄的笑容，和一名鎮暴部隊警察面對面的照片傳遍了全球。歷史學家今天分析，僅看到一小半側影的這名警察看來也在笑著，兩人多半年齡相仿，對法國政府和社會的僵化同感不耐，或者預備迎接一場打破現狀的快樂大拜拜。

一九六八年五月之前，對於在蘇聯鐵蹄之下醞釀的布拉格之春，對美國兩位努力消弭種族歧視，代表進步希望的人物，馬丁路德金恩和羅勃甘迺迪之先後遇刺，對包括日本民眾在內的反越戰聲浪，對德國和義大利的學生運動…法國當局沒有反應。社會上，尤其是大學生中間，卻暗潮湧動，蓄勢待發。

法國的六八年五月學潮既複雜又曖昧，既是一場民主運動，也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革命。說是「革命」，又過於短暫，幾乎是曇花一現，短暫，但是燦爛。它本來就是個謎，直到今天都有不解之處，也不斷帶來一些啟示。主要的，這場運動開啟了一道反對僵化權威的裂痕，而這是永遠不可逆轉的。

德國前外交部長費雪（Joschka Fischer）說，六八年五月在文化上和過去決裂，從而產生一個比較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德國成為一個開放的國家，是歸功於六八。




從政治狂熱到宗教追求

六0年代中，第三世界國家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此起彼落，得到歐美左派的熱烈支持。而在同時間，西方國家也出現了爭取種族平等、女權、性自由、個性解放，以及同性戀權利的各種運動，法國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學潮即為其中之一，最後發展到法共領導人率領的示威民眾，高唱國際歌大遊行的臨界點上。

這個要求改革的狂熱震撼了第五共和，對法國沉默的大多數有如平地驚雷，不久後的立法選舉終於一片藍，讓右派獲得百分之七十九的席位。至於險些造成一片紅的「毛主義」前進思想，示威者口袋裡的毛語錄小紅書，巴黎索邦大學集會庭院裡的毛像，又是怎麼回事？

過去的毛派，今天的語言學家米爾奈（Jean－Claude Milner）是一九六八年秋季所成立的無產階級「普羅左派」（GP）的激進成員，他說，GP要將五月的社會博愛精神持續下去，不惜偷竊車票，在地鐵裡組織免費乘車。一九七0年五月八日，他們打劫巴黎Fauchon精品店，將高檔美食分贈給移民勞工，扮演了劫富濟貧的現代羅賓漢角色。

普羅左派的報紙上不斷宣揚一個直接來自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執著意念，便是知識份子下放，消除和勞工之間的界限。他們積極展開鄉野調查，後來發現，工人一點不天真和被動，相反地，擁有更高的自發原創力。對於毛派，這是得自六八年五月的一大「教訓」，讓他們明白到，工人基本上「自己會思考，而且會讓人思考」。

毛派知識份子亦要求穿上工裝，身體力行，犧牲奉獻，甚至不畏死亡。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雷諾－畢揚古工廠工人奧維奈（Pierre Overnay）被鎮暴警察擊斃，但全國平靜如故，普羅左派激進人員的理想開始普遍幻滅。

一九七三年，貝臧松「Lip」鐘錶工廠工人罷工，抗議當局宣佈的關閉計畫。左派知識份子很驚異地發現，工人不但自己發明「自產、自賣、自收」的口號，而且有一種基督教宗教熱忱。此外，他們完全可以不需要毛語錄。

Lip的工運對法國毛派的集體歷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GP在一九七三年底解散，社會調查式微，開始了宗教和哲學追求的時代。其實在當時，他們將中國文革視作動力和啟示，只是由於其中改變現狀的「革命精神」，而無法知悉文革的實況，也尚未見到文革神話的破滅。

沙特的私人秘書班尼勒維（Benny Lévy）從一九七0年代中期開始，和沙特一起研究猶太經典，將三十六冊列寧著作和論文束諸高閣。「地磚之下是海灘」這句學潮口號，勒維二00二年時說，可以變成：「政治地磚之下是神學的海灘」。





巴黎拉丁區內戰之夜




一九六八年時，巴黎拉丁區內的街道尚鋪的百年老磚，一塊塊突突凹凹，過去行馬車也許較有著力點，汽車走在上面則顛簸不安。五月十日這天晚上，之前誰也沒想到將這些十多公分立方，切割整齊的厚實磚頭敲出來，築成防禦工事，切斷巴黎索邦大學附近的數條街道，抵禦清除示威現場的鎮暴部隊。

五月十日是個星期五，傍晚時分，中學生行動委員會和大學生領袖柯恩邦迪特成立的「三二二運動」召集了一萬二千多學生，在丹費－霍希侯廣場（Denfert－Rochereau）上高呼「停止鎮壓」，要求釋放日前參加反越戰示威而被判刑的學生。學生群眾接著往巴黎大學方向挺進，目標是先賢祠前的艾德蒙－霍斯當（Edmond－Rostand）廣場，預備將這塊拉丁區的核心地帶「和平占領整夜」。示威行動起初帶著節慶的熱鬧喜氣，隨著時間過去，天色漸晚，緊張開始升高。

索邦大樓前的蘇弗洛街（Soufflot）、盧森堡公園大門斜對面的蓋呂薩克街（Guy－Lussac），其末端相連的杜姆街（rue d’ULM），這三條街所圍起來的三角地帶上，有人開始挖地磚。

初步估計「三千人絕對少不了」的學生排成人鏈，磚頭一塊塊從一手傳到另一手，運到「戰略位置」建築「街壘」防禦工事。附近興工中的工地提供了他們大批材料：厚木板、石塊、鐵絲……學生無建築經驗，有成年人加入指點，就如同後來警方的催淚彈攻勢凶猛，很多樓上居民朝學生潑水，沖淡煙氣，以及丟吃喝的東西。大家不完全明白到底為的是什麼，但都有一股希望「改變」的衝動，而站在青年人這邊。

磚石木板之外，再用推倒的汽車補充。總共六十個街壘，多數一人高，更有超過二公尺者，蓋呂薩克街上數量最多，將整條街切割成四、五段。盧森堡公園大門左前方的王子街（Monsieur le Prince）上再湧來上千學生，開始挖聖米歇爾大道（Saint Michel）的地磚。

巴黎警察局長葛利摩起初按兵不動，因為有很多低年級中學生夾在中間：「等天完全黑了，再由嚴肅的人之間來解決」。警車禁止開進聖米歇爾大道，否則「後果將不可想像」。學生代表還在和學區區長談判，爭取重開索邦大學和釋放被捕同學。外面的示威學生耳朵貼在手提收音機上，時刻注意談判進展。

五月十一日上午二時十七分，早已全副武裝的警察接到命令：「清洗」拉丁區！鎮暴警察左手盾牌，右手警棍，分散排成緊密隊伍的群眾，進攻之前先發射照明彈，然後扔出催淚彈。「夢想年代」（Génération，les Années de Rêve）一書的作者描寫道：「經過長時間滿懷焦慮，又不無興奮的等候，短兵相接的戰鬥展開時，簡直感到舒暢！」

鎮暴部隊（CRS）順利越過前面的幾個工事，但進入街壘區之後，磚塊石頭從各方飛來，有的從樓上窗口扔下，現場警察告急：「磚塊像雨點！」。車內流在地面上的汽油被點燃，有的街壘燒了起來，變成一道火牆，警察奉命穿越過去。
葛利摩局長在辦公室內密切注意情況發展，他最耽心有槍枝走火，因為「一切暴動都是從挑釁開始」。幸好沒有發生。

清晨四點，蓋呂薩克街被警方「收復」，警察掄起警棍，在躲進樓房的剩餘示違者身上出氣。清晨六點，早起的巴黎人開始出門，發現熟悉的街區面目全非，形同劫後戰場。一九六八年學潮在十一日這天轉入新的一頁，帶上了革命的色彩。





科恩邦迪特記者會

1968年，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科恩邦迪特。


一九六八年時不過二十三歲的柯恩邦迪特（Daniel Cohn－Bendit）今天承認他是有自戀傾向，否則不會從學生領袖進而從政。一個二十三歲的朗岱赫大學社會系學生，一周之內舉世皆知，雖說時事造英雄，但變化之大，他至今亦未完全從震撼中平息下來。

從那時之後，面對攝影機和麥克風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他不可能不注意形象，甚至帶著演員的專業講究。但是今天，這位五月學潮的風雲人物出了一本書，要大家「忘記六八」。這是書名，內容是他和記者巴歐利（Stéphane Paoli）、社會學家壤維亞（Jean Viard）的對談。

當紀念六八學潮的行動在媒體和出版上如火如荼地展開之際，「外國記者聯誼中心」（CAPE）邀請當年領導學運，後被法國當局禁止入境十年的柯恩邦迪特，於五月十四日下午，來與駐巴黎的各國記者座談，同時介紹他四月時出版的新書「忘記六八」（Forget 68）。

他說，本來決定在四十周年之際不寫任何東西，但是「瑟西莉雅的前夫，卡拉的丈夫」去年五月時說要把六八給「清除掉」，「被人清除掉總是不好受」，他於是在很短時間內出了這本「忘記六八」。

他強調，說六八年五月發生在法國的事是場「革命」，是不正確的。這只是一場「抗爭」，針對的不是政權（戴高樂最後以絕對大多數贏得立法選舉），而是戰後的社會型態，要解除參戰的一代加諸於戰後出生這一代青年身上的各種束縛，乃至枷鎖。他說：「一九六八年時，婦女在銀行開戶頭，必須丈夫簽字，我們所反對的，是這些…」

所謂「忘記六八」、「六八已成過去」，他指出，不是說這段歷史死了，而是它已被掩埋在被挖起的四十公噸地磚之下，後人在其上的耕耘改變了世界。只有明白一切今非昔比，不再希冀從六八學潮獲取什麼，才能面對今天的世界，開創未來。

邦迪特說，法國人，不論左派或右派，都非常以六八為榮，和高鐵、空中巴士或核能發電廠一樣，為這個「法國製造」沾沾自喜。但是只有當我們承認六八已經過去，才能真正品嚐六八的果實。

對於今天的年輕學生走上街頭，沒有了當年的理想和壯志，卻以「六八之後」自居，他怎麼看待？手勢豐富，聲音宏亮的柯恩邦迪特說，一九六八年時的年輕人要改變自己的未來，清楚意識到自己是未來的主人，他們的運動只是調整位置，而不是沒有位子可居，但今天這一代問的是「我的未來在那裡？」有許多他們當年所不曾碰到的難題。不過「街頭大眾聲勢依然在的」，抗爭行動仍有其意義。至於是否「六八傳人」，「這沒有任何明文規定，任何人都可以自居其位」。

邦迪特的父親是德國猶太人，因政治原因避居法國（在納粹威脅開始之前三年），邦迪特和哥哥的大半成長過程是在法國。他今天說，他既是法國人也是德國人，二者不可分割，他過去五年來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也可以說是歐洲人吧。他語氣激昂地指出，歐盟境內邊界的消失，所帶來的空前的自由為世界各地艷羨，值得真切認識和珍惜。

一位美國記者提到一九六八年時，在歐洲若是興高采烈的求變求新，在美國則留下難以彌補的創傷，便是馬丁路德金恩和羅勃甘迺迪之相繼遇刺。柯恩邦迪特說：「你們正在彌補之中，便是總統候選人歐巴馬。上網看看他的演講，他有關種族的言論，確實具有甘迺迪的智慧，和馬丁路德金恩的感情。」

科恩邦迪特對薩科茲批評甚多，認為這位總統像個不斷旋轉改變的風輪，「最後不曉得會轉到那裡去」，他的改革政策無人能懂，包括其大多數在內，「這就有點像在變把戲了」。


2008-05-14／歐洲日報

科恩邦迪特在2008年5月14日的記者會中。／楊年熙攝影